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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以赤塔為首都。宣言說的，放棄所佔中國領土，“在那塊土地上的人民，願意成那樣的國，採那種的政權，一任人民底自由選擇”，其實是將來在這裡成立一個遠東共和國的預告。不久以後瞿秋白以晨報記者的身份前往俄國，途經赤塔，還訪問了遠東共和國的總理兼外交部長克拉斯諾曉科夫等高階官員。他在發回的報道中寫道，這些官員“極力辯解遠東國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訪遠東交通總長及食糧總長記》，1921年1月21日《時事新報》，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一卷，第165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另一篇報道中，瞿秋白寫下了自己觀察所得的印象，他說：“遠東共和國的建設本來含著緩衝國的意義，所以第一次統一會議的宣言，就鄭重宣告遠東共和國是純粹民主主義的國家。我們這次到赤塔後，見著外交部顧問白伍君及遠東電信通訊社中諸位都如此說。然而我們看他近日的政策——而且政府中重要人物都是共產黨黨員，——似乎所謂純粹民主主義的政體這句話，不過對外人的話。”（《東俄之近狀與華僑》，1921年1月16日《晨報》，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一卷，第157頁）後來謝苗諾夫敗走，日本佔領軍撤退，遠東共和國即於1922年11月14日重新併入蘇俄。當然又是根據當地居民的意願。這以後，就是“放棄”也不再說了。

朱正：解讀一篇宣言（四）

關於庚子賠款，宣言是這樣說的：

勞農政府，並拋棄庚子賠款。我們對於這一層，所以不惜再三提議的，因為聽說這一項賠款，我們已經聲言放棄，而中國政府，反拿來供養從前俄羅斯帝國駐在北京底公使，和駐在中國各地方底俄羅斯帝國底領事。現在任命這種公使和領事底政府，早就消滅，而從前被任命的公使和領事，居然得日本和協約國的援助，反安居在中國，天天在那裡欺矇中國人民；中國人民，應該明白這件事，驅逐這幫欺詐的人出境。

看來，蘇俄政府首先是為了這件事才發表這篇對華宣言的。它不能容忍被推翻的舊政權派出的公使和領事繼續以外交代表的身份安居在中國，享用庚子賠款。它告訴中國，再不要送錢給這些人了。最好是把他們驅逐出境。這意思在1920年9月27日發出的第二次對華宣言中說得更加明白。在它向中國提出的協定要點中有這樣的條款：

五、中華民國政府承擔下列義務：本條約簽訂以後，中國政府立即同未經蘇俄政府委任而自命為俄國代表和領事代表的人斷絕關係，並把他們逐出中國國境。

將中國境內屬於俄國使館和領事館的房產以及使館和領事館的其他財產和檔案，歸還以蘇俄政府為代表的俄國。

蘇俄政府放棄中國因義和團起義而付償的任何賠款，但中華民國政府不得在任何情況下，把此項賠款付給非法提出此種要求的前俄國領事或任何他人或俄國團體。

這也表明當時中國政府的顢頇。竟不知道一個國家發生革命了，被推翻的舊政權派出的駐外使節當然也就喪失了外交代表的身份。天津《益世報》評論此事說：

俄帝國早已覆滅，而吾國猶承認俄使俄領，天下之至愚無過是者；世豈有代表之國已不存在，而代表自身尚能獨立存在之理？俄約之害，與夫庚子賠款之巨，前俄帝國已不能要求吾國履行，而俄使尚能要求吾國履行，豈非怪事？古語曰，刻木為吏，今俄使以一人而使已亡之俄帝國，對吾國尚有餘威，是尤甚於刻木為吏矣。（轉引自《新青年》第7卷第6號）

當時蘇俄宣言中宣告放棄的庚子賠款，是並不曾到他手上的東西。並不是中國將賠款送去，他不要；他說放棄，是要中國不把這錢送給他所敵視的舊俄的使領。到了1924年中蘇建交的時候，蘇俄關於放棄庚子賠款就有不同說法了。卡拉漢在同王正廷討論《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草案的時候，增加了一些條件。顧維鈞回憶說：

庚子賠款是蘇俄政府於1919年宣佈廢除的不平等條約的一項內容。沙俄在庚子賠款中佔有很可觀的份額，所以雖然蘇俄在協議草案中再次宣告廢除這一條約，但該條約又同時規定，扣除以庚子賠款為擔保的各項義務所需之後，所剩餘的款項要由蘇俄確定其用途。據我記憶，為此要成立一個雙方人數對等的委員會。（《顧維鈞回憶錄》第1分冊，第337—338頁）

雖然中國代表在委員會中佔據多數席位，但任何決議都必須經全體一致同意方能生效。委員會主席將由中國代表擔任。由於中國代表佔據多數席位，就中國的國際聲譽來講，並非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