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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基遵守了諾言,可劊子手們沒遵守。”利哈喬夫曾是這裡的犯人。
1929年9月高爾基回到莫斯科,又捲入一場爭論中。這場爭論是由三年前皮里尼亞克的小說《永遠明亮的月亮的故事》引起的。小說情節是紅軍集團軍司令員加夫裡洛夫奉命從南方到一座小城做手術。他覺得自己身體很好,用不著做手術,可一個“腰板挺直的人”非要他做不可。加夫裡洛夫只好服從命令,上了手術檯。上麻藥時因心臟麻痺死在手術檯上。這同伏龍芝開刀致死的情形完全一樣。皮里尼亞克影射伏龍芝是斯大林害死的。斯大林當時忙於權力鬥爭,沒對皮里尼亞克下手,只沒收了刊載小說的《新世界》雜誌,現在到了跟皮里尼亞克算賬的時候了。同時收拾在國外發表醜化蘇聯社會的小說《我們》的作者扎米亞京。8月26日《文學報》發表了沃林的文章《決不允許的現象》,吹響進攻的號角。所有作家同聲譴責這兩位遭難的作家兄弟。全俄作家協會召開緊急會議,撤銷了皮里尼亞克主席職務。就在這時,高爾基突然在《訊息報》上發表了一篇標題意味深長的文章《論浪費精力》:“我們是否慎重對待這些人呢?我們是否學會評價他們的工作和才能,而不是過分嚴厲地對待他們的錯誤和行為呢?我們是否學會教育助手們,並率領同路人一道前進呢?我覺得我們不會。傲慢地宣稱:‘有沒有同路人一樣’,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形成一種惡劣習慣:把人抬到榮譽鐘樓頂上,過些日子再從上面把他們摔入爛泥。”高爾基公開出來替皮里尼亞克辯解並非偏愛他的作品,仍然是捍衛創作自由的原則。高爾基這篇文章立即引起拉普的圍攻,他們把高爾基稱為調和主義者。9月17日《真理報》發表別斯帕洛夫文章,支援對皮里尼亞克的批判,發表高爾基文章的《訊息報》連忙同高爾基劃清界線,高爾基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十月》雜誌第9期又發表了普拉東諾夫的小說《疑心重重的馬卡爾》,向這場爭論火上加油。農民馬卡爾反對官僚主義和濫用職權,出門尋找真理,結果在列寧著作中找到。列寧寫道:“我們的機關是臭狗屎。”這些機關讓列寧深感頭疼。普加東諾夫因這篇小說也成為抨擊物件,還加上同他合寫小說《契—契—奧)的布林加科夫。一句話,所有有才華、有獨創風格的作家都受到拉普的圍剿。高爾基雖寡不敵眾,但並未屈服,又寫了一篇《還得談談這個》:“我認為我們濫用‘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兩個概念,而濫用這兩個概念的人,多半都是沒有才華的人,社會價值可疑的冒險家和損公肥私的人……那些‘思想一致的人’公然在皮里尼亞克以及不少作家的腦袋上試試自己拳頭是否有力,並竭力讓領導相信只有他們才懂得如何捍衛工人階級思想意識的純潔性和青年們的貞潔。比如扎米亞京,這個工人階級意志和理想所創造出來的現實的兇惡敵人……,可據我所知,扎米亞京和布林加科夫,以及所有被詛咒過和正在被詛咒的人,並不妨礙歷史完成自己的事業,偉大而壯麗的事業。”然而這篇文章竟未刊登。高爾基的言論當然不合斯大林心意,但要一統文藝界仍少不了他,況且高爾基讚揚了索洛維茨勞改營,幫了斯大林的忙,所以還得讓高爾基幾分。不刊登他的文章,不過示以顏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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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高爾基回國(4)
這次回國,高爾基對蘇聯出現的不正常現象已有察覺,對斯大林排斥、打擊列寧時期老同志尤為反感。高爾基回到義大利後,1929年11月27日給斯大林寫了封信,表達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擔憂。這封極為重要的信60年後才在《蘇共中央通報》上發表(1989年,第3期)。高爾基寫道:“遺憾的是,最善於思考的青年往往患有悲觀情緒並對現實持懷疑態度,而正是他們渴望學習老布林什維克的經驗、著作和言論。現在他們看到他們的導師一個個從黨內消失,被宣佈為異端者,這不能不讓他們困惑。城鄉之間矛盾的實質他們不可能感受得如此深刻,如此形象,像主張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人所理解和感受的那樣。迫使以自己笨拙的因而也是掠奪式的勞動把土地變得貧瘠荒蕪的農民集體而有效地勞動和愛惜土地——這是歷史的必然性,然而對這種必然性青年們懂得很少。
“黨對青年教育的影響並非它所能做到的那麼大——部分原因可以用黨內磨擦來解釋。過去這些磨擦可以‘擇優’,造就布林什維克,可現在磨擦製造出數量可觀的兩腳廢物,其中包括‘馬哈伊斯基分子’(波蘭馬哈伊斯基的追隨者,鼓吹無政府主義思潮,敵視知識分子)後者卓有成效地向黨內老知識分子進攻,向黨內為數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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