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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人，割下雍正的頭，神不知鬼不覺地提頭而去。宮中報雍正大漸，鄂爾泰等入宮見駕，驚駭欲絕，見到的就是這樣一具無頭屍首。

呂四孃的事，究竟有沒有根據和可能？當然首先是有沒有呂氏孤兒。

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十日，山西發現匿名揭帖，上有一首詩，道：

走狗狂惑不見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徹世事渾如許，頭髮衝冠劍欲鳴。

詩後有文，說：“曾靜可殺不殺，呂晚村無罪作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為此感憤，傾吐血性，倘好義君子與我同心，請將此詩傳佈宇內，俾當途聞之轉奏天闕，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梟曾之首，存呂之孤，則刑罰中而人心皆服矣。”其中要求“存呂之孤”，而早在雍正八年，即有關於呂氏孤兒的傳言。雍正對此事十分重視，特諭浙督李衛，道：“外邊傳有呂氏孤兒之說，當密加訪察根究，倘或呂留良子孫有隱匿以致漏網者，在卿干係非輕。”李衛則密摺覆稟：“呂氏一門不分男女老幼俱皆嚴禁，連呂氏墳地也派人監視。”李衛以擅長偵緝得寵於雍正，呂氏孤兒漏網的可能性極小。

那麼，有沒有犯人妻女，特別是十五歲以下女子，沒官為奴而入宮中的呢？有這樣的例子。然重犯眷屬，均發邊遠之地。如呂留良孫輩盡數發往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假若有呂四娘這個人，她以“沒官為奴”的方式混入宮中也絕無可能。再說，圓明園雖為御園，卻是雍正主要駐蹕之地，警戒森嚴，絕非可輕易往來出入之處。

但是，人們卻熱衷於添油加醋地傳播雍正被刺的故事。這固然由於故事本身實在離奇、刺激，從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們對雍正王朝和雍正的印象：一個充滿陰謀、暴力、殺人慘劇的黑暗王朝；一個主宰著黑暗王朝，製造所有陰謀、暴力、殺人慘劇的元兇和暴君。人們寧肯希望事實就是雍正被人砍去了頭顱，似乎那樣方才合情合理、大快人心。

使人們留下上述印象的緣由，除了雍正即位前後陰森血腥的迷霧、父子手足相殘的傳聞，雍正自即位到暴亡的十三年間，方方面面的作為，都使方方面面的人感到緊張、重負、恐懼、窒息。

雍正的作為（1）

雍正心裡十分清楚，只要拿不出確鑿證據證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就無法徹底消除朝野上下對其人品的懷疑、對其統治的反感與反抗。他拿不出，因而，他只有採取高壓、嚴猛的做法——“忠我則臣，揹我則敵”，對那些“不篤誠敬，如禽獸者”，不可以寬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

這種做法，不僅止於與雍正奪位爭權的對手，而且推及到雍正王朝政治統治的各個方面。

首先，便是權力的高度集中。一切權力高度集中到皇帝、亦即雍正的手中。其中最重要、對清朝政治影響最大的，是奏摺制度的全面推行與軍機處的設立。

過去地方官上呈皇帝的奏章有兩種，一種叫做“題本”，內容是地方公事，加蓋官印；一種叫做“奏本”，內容是個人私事，不蓋官印。兩種奏章均交由通政司進呈。在皇帝之前，有關官員已先過目，因而是公開的。奏摺，又稱密摺，是臣下秘密直接達於皇帝的奏章。據說順治年間即已出現，但未見實物。康熙中期蘇州織造李煦、江寧織造曹寅等奏報當地情況的奏摺，上有康熙硃批“聞爾所奏，少解宵旰之勞。秋之後，還寫奏帖奏來。凡有奏帖，萬不可與人知道”，“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摺請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等等。李煦、曹寅尚屬與康熙有密切關係的家奴，到康熙晚年，一些地方官方奉旨在請安折中密陳地方官民動態，康熙表示代為保密，原折硃批後發還。然當時密奏範圍不廣，有密摺權的官員不多，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奏摺制度。

雍正嚴密並推廣了奏摺制度。雍正元年，雍正賦予全體封疆大吏密摺權，下令各省總督巡撫密上奏摺，只遭處分時停止其權。“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摺，輪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無論大小時務，皆許據實敷陳，即或無事可言，折內亦必宣告無可言之故。”　雍正二年，令督撫布按、將軍提督保舉州縣官員，“才幹素著，廉潔自持者”，“俱各密封保奏，不得會同商酌”。後來雍正又給提督、總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及學政全體官員密摺權，甚至特許一些“品級卑微”、“無奏對之分”、如道府同知副將之類的小臣徑上密摺之權。雍正並對這些“從無奏摺子之例”的人打氣說：

“朕今準你奏摺子，就是你家裡有什欺侮，教他們寄信與你，你繕摺子，面上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