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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節：酒與皇帝（4）

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原兵焚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殊甚。使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青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奉命撫蘇川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飲，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41］

看來，胡惟庸常在家中與一些對朱元璋不滿，而又沉湎於酒的大臣，在一起痛飲，於連連乾杯聲中，策劃陰謀。甚至在自己家的井上做文章，“隔牆別鑿一孔，與井相通，日輸甘旨轉註之，訛言醴泉出，以惑上聽”。［42］據說，他以此來吸引朱元璋親自去觀看，預先埋下武士，圖謀不軌。幸虧太監雲奇偵知之，使朱元璋識破了胡惟庸的詭計，將他逮捕。如此看來，胡惟庸的垮臺，與酒的關係是很大的。這樣的記載，今天我們如想一筆勾銷，又談何容易。

最近幾年，有的海外學者對嚴嵩（1480—1569）的評價，提出新的看法，這無疑活躍了學術氣氛。其實，清初修《明史》時，對嚴嵩的評價，就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最後否定了為嚴嵩翻案的意見。［43］我認為，不管怎麼說，嚴嵩父、子（嚴世蕃？—1565）的貪得無厭，是千真萬確的，實屬人所不齒。當時京中稱嚴氏父子為“錢癆”，而且荒謬絕倫的是，據說“父子聚賄，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按：即盛大的慶祝宴會）。凡五高會矣，而漁獵猶不止”。［44］這實在是曠古奇聞，天大的笑話。也許這條史料，未可盡信。但是，嚴嵩父子用各種非法手段聚斂的財富，又何啻是“五高會”，亦即五百萬兩。現僅將嚴嵩垮臺後被抄物資清單上的酒具部分抄錄如下，相信只此一端，也足以使吾人為之瞠目：

金酒盂九個（共重二十四兩八錢）大金酒盂十個（共重三十六兩二錢）中金酒盂十個（共重二十九兩三錢）小金酒盂一十一個（共重三十二兩）金酒盂三個（共重一十兩零八錢）金雙魚耳龍字酒杯二個（共重三兩二錢）金素日月耳大圓酒杯二個（共重五兩九錢五分）金壽星仙人勸酒杯十個（共重四十七兩五錢）金壽字雙耳圓酒杯六個（共重一十兩零五錢五分）金畢吏部酒缸一個（重五兩八錢）金嵌寶螭耳酒杯二個（共重八兩三錢）金嵌寶菊花酒杯三個（共重四兩一錢）金嵌寶葵花酒杯一十九個（共重三十六兩三錢）金嵌寶無耳葵花酒杯九個（共重一十一兩二錢）金嵌寶蓮花酒杯二個（共重三兩二錢）全嵌寶圓酒杯二十八個（共重五十六兩五錢四分）金嵌寶八角酒杯二個（共重四兩四錢）金嵌寶石酒杯二十七個（共重四十一兩五錢）金酒壺四把（共重三十七兩）金酒盤一個（重一十一兩一錢）金酒杯二個（共重一兩九錢）。［45］

這些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即不下一萬七千餘兩，而其實際價值，又絕對不是僅以重量所能顯示的。且不論所嵌寶物的珍貴，製作這些精美絕倫的酒器，該又耗費多少巧匠的心血！

況鍾（1383—1442）是明代著名清官。一曲《十五貫》，天下知況鍾；他與因《海瑞罷官》而聞名天下的海瑞（1514—1587），在現代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況鍾先後任蘇州知府13年之久，除弊政，懲兇頑，修水利等，使他深受百姓愛戴。他很注意酒的節飲，在宣德五年（1430）的《填注善惡簿榜示》中，即抨擊“城市富民奢侈太甚，縉紳族亦復有然。錦繡鋪張，梨園燕飲，率以為常”。［46］要他們在“榜示之後，各崇儉僕”，“永革敝俗”。在宣德七年五月的《填注善惡簿榜示》中，更嚴厲禁止酗酒。［47］這對保證江南社會秩序的安定，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與況鍾輩截然相反的是，明代有些貪官、昏官，尸位素餐，惟知以酒食為樂，遭到百姓的唾棄，留穢名於百世。據說，有一官“嗜酒怠政，貪財酷民”，斷事稀裡糊塗，百姓怨恨，便作五言詩一首，對他加以無情的鞭笞：“黑漆皮燈籠，半天螢火蟲。粉牆樣白虎，青紙畫烏龍。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鐘。但知錢與酒，不管正和公。”［48］有個松江“父母官”的故事更典型，現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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