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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件事：“吉水有巨室，依險自堡，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偽，諭令輸租而遣之。”［34］這正是清政府運用政治權力迫使某些共同體解體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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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節：“擬桃源”解（3）

歷史的程序是辯證發展的過程。明清之際氏族公社殘餘的迴光返照，其出現的重要前提，是由於農民戰爭的爆發；但它一旦出現後，就不能不透過各種渠道，給農民戰爭本身帶來影響。農民軍與氏族公社殘餘共同體的交往，以及從這類共同體中投奔農民軍者對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宣揚，都必然把共同體中原始共產主義氣息帶到農民軍中來，從而進一步加深農民軍的平均主義色彩。這是明末農民運動能夠提出比過去歷次農民運動更強烈、鮮明的平均主義口號的重要因素。

明、清之際氏族公社殘餘的驟然活躍，給文學、史學都深深地打上烙印。在清初的詩歌中，讚頌“桃花源”者屢見不鮮，《聊齋》中也描寫了一些披著鬼神外衣的“桃花源”式傳奇故事；它的現實依據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明、清之際氏族公社共同體的客觀存在。這類文學作品具有比較強烈的民主主義色彩，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瑰寶。同樣的，史學領域在氏族公社殘餘微光的返照下，也出現了某種新氣象。清初史家談遷，曾記載了明末一個道家式共同體的故事。茲摘抄如下：

崇禎甲申春三月，長安失守。戶部郎中孟津陳惟芝（庚辰進士）司餉永平，挈家以海舡南奔。甫出港，颶風大作……抵暮折入一島，隱隱見燈。亟口舟入，毋驚岸上人也。夜分復聞機杼聲，乃稍安。質明，以二三蒼頭登訪。遇子女數輩，俱妍晳，長襦廣袖，滿插山花，見客而避，忽失之，意其仙也。行裡許，稍進平疇，望牛羊在牧，雞犬相聞，環居數百家。方田作，訊之，則導至家。有叟出揖，布袍芒履，大冠若箕。……叟曰：吾居此百年，絕外事，漁舟間一至。……婦人不黛而妍，無禽鳥馬驢，衣俱木棉，其布纖潤勝於紈綺。設食潔甘而無酒。久之，舟人思歸，謂乘風四五日可達永平也。別以望後一日，贈叟百金，笑卻之，曰：“山中無需此也。”贈以粟，曰：“吾田自沃。”陳氏內子贈其婦女珠翠衣鈿之屬，皆不受，僅受帛衣若干。島人群送。既揚帆，猶登海山遠望雲。陳再宿返永平，恍然自失者累日。［35］

這樣的史學作品，較諸若干陳腐不堪的史書，讀來真使人如見空谷幽蘭，心曠神怡，冬烘氣息，為之一掃。

讓我們再回到本文的開頭上來。溫州徐氏建立的山寨，顯然是一種儒家式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與當年的“桃花源”一樣，不過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古老的氏族公社殘餘的蓓蕾再次短暫地綻出它的花瓣而已。存在決定意識。當年的“桃花源”，自有其現實依據；徐氏的儒家共同體的建立，也是明、清之際特殊社會條件的產物，並不是徐氏庸人自擾，異想天開，故意去“擬桃源”。生活在300年前的黃宗羲，受時代的限制，當然不可能認識這些道理，以致對“桃源”、徐氏之舉作了錯誤的詮釋、理解。這是毫不奇怪的。只有“四人幫”的狗屁史學才會數典忘祖，動輒苛求古人。

附識：

清初有人把“毛葫蘆”解釋為毛、胡、廬三姓。康熙《信陽州志》卷35，“人物”謂：“王延世，字思延，號喬峰……年十八以祖職襲指揮使，十九中本省武舉第三名，本衛掌印，升嵩縣守備。時陸渾山中有毛、胡、廬三姓倡亂，延世率兵剿之，躬詣賊巢……賊遂稽顙乞命，陸渾平。”即為一例。這種說法，當然是誤解；但據此，更可證明把“毛兵”的來龍去脈考釋清楚，是完全有必要的。——此條材料，承北師大友人顧誠同志抄示，爰特書之，並致謝意。

1978年夏於復旦大學第6教工宿舍74號

（《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第1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註釋：

［1］［2］《綏寇紀略》卷1。

［3］紫金梁是王自用的綽號。談遷記到陳堯道名下，誤。

［4］［5］《國榷》卷92。

［6］《懷陵流寇始終錄》卷5。

［7］《大學衍義補》。

［8］《元史》卷139。

［9］《元史》卷43。又，參見顧炎武《日知錄》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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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節：“擬桃源”解（4）

［10］《豫志》。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