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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奪取天京所需的糧草。儘管太平天國的軍隊編制極大,真正能夠武裝起來的並不多,由於裝備不足和新兵過多,太平天國北伐只能出動數萬人。
太平天國早期與清軍的交戰中,不乏以少勝多的戰例,與曾國藩的湘軍對陣也勝算極大,原因就在於注重精兵戰略,只派精銳老兵出戰,而且武器也十分精良。後期戰爭中,清軍將帥屢屢有以少勝多,乃至數千敵數十萬的戰報上奏清廷,對比前期被太平天國打得丟盔棄甲的戰例,實在讓人難以置信,不少人因此推測這些戰報多為謊報。事實上,這些戰報多數也是真的:楊秀清、韋昌輝在內訌中身亡,石達開出走,主持大局的李秀成、陳玉成等人兵力極窘迫,不得不把沒有訓練過計程車兵悉數派上戰場,這才出現了太平軍動以十萬計,戰果反不如從前萬餘人的局面。
兵渡黃河(1)
咸豐三年四月初一,林鳳祥、李開芳率軍衝破揚州清軍的封鎖,率軍北伐。關於北伐軍的編制,有史料記為二十一軍,也有記為九軍的,各家史料爭論不休。而據太平軍被俘士兵張維城的口供,太平軍在懷慶時共有九軍,是從清軍圍困中殺出來的,“聞說系官軍圍住,此九軍殺出來的”,筆者據此推測,太平軍原計劃北伐的部隊應該有二十一個軍,但只有九個軍成功殺出清軍的封鎖線,其餘部隊都被阻在揚州至懷慶一線。所以通常所說楊秀清派九軍兩萬人北伐的提法並不正確,北伐軍應該有二十一軍共五萬人,只是到懷慶後才縮水至兩萬。歷史學家范文瀾的提法與筆者相同:“派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率兵五萬,自揚州出發。三人都是廣西老兄弟,忠勇有餘,智謀不足……北伐軍棄懷慶入山西,沿途血戰,餘眾不過兩萬”。張維城的口供也證實了這一點:“過河者約三四萬人,未過河者亦有兩三萬人,在鞏縣住下,經官兵殺死兩三千人,因此鞏縣那一半賊都逃散了(范文瀾《中國近代史》)”。《金陵省難紀略》也說,北伐軍以湖北、安慶、江寧新兵為前驅突圍,自揚州到黃河渡口,死者數十萬,數目雖極誇大,但北伐軍自揚州突圍後確應損失不少兵力。根據張維城的說法,太平軍在過河前有六七萬人之多,一般說北伐軍才兩萬餘人,忽略了在懷慶之前北伐軍的損失。
關於北伐軍數量的記載,還有其他說法,比如陳思伯說:“督帶九軍約十一萬人……奉偽旨掃北”,“計林逆自南京領賊十一萬,至臨淮關,新增淮民至十七萬。沿途復增豫民,至汴梁省除逃去三萬餘,尚有賊十六萬。至鞏縣渡河,賊數已增至二十萬人。河中溺死萬人,不願渡河復歸南京者約四五萬,林逆渡河不過十三萬餘人。到天津後查冊不足十萬”(陳思伯《復生錄》)。太平軍的編制,一軍有一萬三千餘人,太平軍北伐的編制至少有九個軍甚至二十一個軍,陳思伯的提法,九軍十一萬人,比其他提法都更接近太平軍的編制,故民國時期的史家採用這個資料的人不少。到了現代,一般不採用這個資料,多數著作都寫北伐軍兩萬餘人,極少數歷史學家比如范文瀾先生,寫北伐軍數量稍多,也只有五萬人,未有一人採用超過十萬的資料。陳思伯的資料,酈純先生做了如下辨析:“如果北伐軍多至十數萬、二十萬人。則奉令抵抗的清方將帥決不致僅數千或一兩萬人”,若在懷慶“北伐軍共達十三萬餘人,則清軍勢難招架,何至圍攻不破”。筆者對酈純先生的學問十分佩服,但總覺得這兩處辨析沒有道理,按酈純先生的辨析,如果太平軍的數量真有十幾萬人,則清方的軍隊數目也應當大大增加。筆者以為這個說法太過想當然,太平軍數量龐大,清軍自然想增兵,但也得清軍有兵來增才行。清軍在與太平天國敵對的過程中,不少戰場上太平軍數量大得驚人,比如圍攻南京的太平軍老幼百萬之眾,雨花臺大戰李秀成號稱六十萬,但清軍與之對敵的,也不過數萬人。因為清朝的戰略部署已經決定了在區域性戰場上清軍捉襟見肘,想增兵而不可得。即使北伐軍的數量大得驚人,清廷也無力給勝保等人更多的部隊,因為清廷能調動的兵馬,也就那麼十幾萬人,除了各地防禦駐紮的部隊外,勝保領兵萬餘已是清廷能力的極限。至於第二個辨析則更脫離實際,如果北伐軍有十三萬人,懷慶一定可以打下,因為懷慶沒有打下,所以北伐軍沒有十三萬人。這個說法已經不太像是歷史考據,典型的為駁斥而駁斥,老先生有點意氣用事了。其實,以十三萬人馬打不下一個堅固的城池,這樣的戰例歷史上並不少,如以老先生的辨析類推,歷史上每一次以少勝多的戰例,因為“××的兵力如果真有數十萬,則對手一定會被打敗”所以“××一定沒有數十萬士兵”,那歷史上所有的以少勝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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