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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民企，先把你送到太平間，讓你自生生滅，如果你自己能跑出來也可以。本來一些企業救一救是能夠活過來的，送到太平間，就徹底死了。國企大部分都是經常要到醫院裡看看病的。民企一旦出了事情，就等同進了太平間，出來比較難。

在中國，企業唯成分論仍然存在。這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恐怕已經滅絕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國企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概念，是一個完全與市場相對立的概念。國企的存在僅僅是因為市場中有一些領域是不賺錢的，但卻是必需的，所以需要政府以補貼或者虧本經營的方式來加以補充。但在中國，大多數國企是一個壟斷的概念，在經濟上往往受到政府的惠顧。

王巍：而且你什麼事也沒有，還給你送了五個氧氣瓶，你更什麼事都辦不了了。處理危機的機制的不公正，或者說是一種有效性的缺失，實際上會加速整個市場秩序的崩潰。可以說，社會處理危機機制上的歧視會加速企業崩潰。

保護國企能夠縮小貧富差距嗎

範棣：有一種奇怪的觀念認為，保護國企或者說國企的存在能夠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因為國企的分配製度更加平均化，利益分配上是國家大頭、集體中頭、個人小頭。這是需要國企、保護國企的一個重要理由。實際情況卻完全相反。

在已經存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受到特殊照顧的國企越多，社會的貧富差距就會越大。為什麼這麼說呢？如果一部分企業員工的收入是按照市場原則制定的，而另一部分企業員工的收入是按照行政原則制定的，那麼市場收入的定價一定高於行政定價，從長期看，兩者的差距一定會不斷加大。國企的員工慢慢會淪為社會最低收入階層，使得國企只能留下一些低端的人才。這會使得社會問題更加複雜化，國企效率更低，政府的負擔更重。

對於危機中的企業，政府一定不能保護一個而不重視另一個，要救的話，大家同一個標準。除了涉及國家安全，我們主張，對所有企業政府都不要試圖救急。市場上完全會形成相應的機制與體制，來解救那些應該被拯救的企業。

王巍：國企一旦出事，投身國資委是最安全的了，從此以後不是我的責任了，而是大家共同的責任。把責任民主化了，人人都逍遙。但如果你一意孤行堅持自救的話，你要承擔個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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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克萊斯勒與德隆的命運不同

範棣：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兩個崩潰中的企業的不同命運，也許能從中悟出一些道理。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三大汽車公司之一的克萊斯勒公司由於經營管理不善和石油危機的衝擊瀕臨崩潰。然而，臨危受命的艾柯卡在自救的基礎上藉助政府力量奇蹟般地使克萊斯勒重新站了起來。首先，為了走出厄運，艾柯卡向政府提出了十幾億美元的貸款擔保計劃。他強調企業發展對國家發展的影響，如果挽救克萊斯勒公司，就可以避免工人、汽車商和材料供應商共60萬人失業的危險。假如克萊斯勒公司倒閉，全國失業率會提高0．5％，國家一年就要向失業工人支付失業保險費和福利費27億美元。艾柯卡對國會議員們說：你們可以選擇，是願意現在就付27億美元呢，還是願意提供以後有機會歸還的僅為27億美元一半的、為期數月的貸款保證呢？前者現在就付，後者以後再付。艾柯卡長達數月的情況通報性的遊說，終於獲得了政府的支援。克萊斯勒公司從政府那裡獲得了15億美元的貸款擔保，這是有史以來美國政府向私營公司提供的最大一筆貸款。藉助政府的支援，克萊斯勒公司走出了困境，重新躋身於世界汽車工業強手之列。很難想象假如當時得不到政府的支援，克萊斯勒公司將會面臨何種命運。

在中國，同樣是私營企業的德隆卻有著不一樣的境遇。

2004年7月26日，崩潰之中的德隆曾拿出一個《市場化解決德隆問題的整體方案》。德隆認為，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完全可以支援自身生產性貸款的償還。德隆提出，透過國家政策支援，按照市場化原則，透過引進戰略投資人以恢復市場信用，德隆在運營中負責處理關聯債務，盤活資產。建議方案遞交上去後，沒等來好訊息，等來的卻是司法傳喚。2004年8月2日，有關部門對唐萬新採取了強制措施，唐萬新失去了自由之身。德隆危機爆發後，資不抵債是基本事實，但德隆的實業資產被認為仍有增值的空間，而缺乏的是新增資金去推動存量資產的增長。2004年8月31日，德隆由華融公司託管，進入清盤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