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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經驗。因此，國企負責人缺乏鬥志也是可以理解的。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突然一紙命令就閃電式地調換崗位，這種狀況下作為一個企業負責人如何能堅守職業精神呢？

範棣：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在典型的計劃經濟中，政府是下棋的人，企業是政府的一個棋子。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中，情況就不是這樣，企業和企業下棋，政府頂多當一個裁判，規則是大家事先定好的，政府只能根據定好的規則來評判。但在市場經濟仍不完善的時候，政府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一個裁判的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湖北金天集團事件。這個企業的董事長陳遠豪在幾年內把一個年虧損幾百萬元的棉紡國企改造成一個年盈利2000萬元的企業，但是因為地方利益得罪了當時的市委書記——後來被證實是大貪官的張二江。市裡就透過官方渠道藉機把陳遠豪免了職，還抓了起來。第二年張二江因為貪汙大案被抓了起來。他一手製造的陳遠豪冤案應該馬上平反了吧？可是沒人過問，陳遠豪兩年後才被宣判無罪釋放，金天集團這時也已經垮臺了。陳遠豪仍然想救這個破產的企業，但是當地政府部門就是不恢復陳的職位，陳遠豪只能含淚遠走他鄉，應聘到伊萊克斯蘇州分公司出任總經理。臨行時他感慨地表示，他是這個地方出生的人，背井離鄉是他極不願意做的事情，只要市裡說一句話，他可以不計前嫌回來重新帶領企業重創輝煌。但是，地方政府不給他機會，他只能遠走他鄉，壯志難酬。

王巍：相當多的企業放棄自救而導致了崩潰，但更多的企業是因為社會各種環境使自救無法啟動而崩潰。一旦企業出現問題，傳媒惡意炒作、銀行釜底抽薪、公檢法介入等等因素都會破壞正常的重組環境。特別是監管部門為避免本身的責任而過早接管危機企業，更是近年來不斷髮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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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圈養VS企業放養

範棣：雞可以圈養，也可以放養。企業也是一樣。如果政府給一個企業很多的保護和政策優惠，這個企業就是圈養的。反之，一個企業若只能靠自己在市場中自由競爭而生存，這個企業就是放養的。相應地也有兩種企業家：圈養的企業家和放養的企業家。

當不同企業遇到危機的時候，它們自救的策略、方法、條件是不一樣的。對大部分國企來說，是政府主動來幫助企業家，來救企業。過去，政府幫助企業有各種方法：比如，協調銀行關係，協調法院關係，緩解債務危機；優先安排企業上市融資的機會；政府主導企業之間合併，透過拉郎配來重組企業；優先安排市場方面的准入或者進行變相的財政補貼；等等。政府利用手中的配置社會資源的權力來拯救國企，我認為，這是很值得商榷的事情。憑什麼一些企業可以得到照顧，而另一些得不到呢？資源是屬於社會的，屬於全民的，不是簡單地屬於國家或者政府的。比如，老百姓把錢存到銀行，而政府利用權力把錢貸給指定的企業，這就值得反省。

關鍵的問題還在於，在這種方式下圈養的企業失去了市場競爭能力，為了保護這些企業，另外一些企業就要為之付出額外的成本。

王巍：這個問題很好。市場經濟中，企業有生有死。計劃經濟中，企業卻只有生沒有死。我們往往不給有前景的民營企業自救的條件和機會，同時又不給已經破產的國有企業正常走向死亡的機會。許多國有企業已經在技術和產品上沒有發展的空間，是不良資產了，但我們卻無法宣佈它的死亡，而讓它成為恐龍一樣的龐然大物，不斷吸取社會的稀缺資源去浪費。該生的不能生，該死的不能死。沒有吐故納新的空間，也就不會有市場經濟的未來。

銀行是公眾的

王巍：本來銀行是社會公共產品，銀行是吸收社會的錢，它不是政府的政策銀行，而是整個社會的儲蓄銀行。幾十年前所有的企業和銀行都是政府的，銀行只給國有企業貸款，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中國已經走向多種所有制結構的市場經濟，如果銀行僅僅為國有企業服務，對其他所有制企業採取歧視的政策，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整個救援體制缺乏公正性，會鼓勵社會中高成本、低效率的企業繼續維持，而優秀企業事實上就被剝奪了，這一定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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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成分論下的急救室與太平間

範棣：打一個比方來說，政府開了兩個場所，一個是急救室，一個是太平間。企業遇到危機，面臨崩潰的威脅了，怎麼辦呢？如果是國企，就把你送到急救室，打點強心針、輸液、開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