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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不受影響。除非有起訴，有確鑿證據證明債務人犯罪，債權人透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一般情況下，企業破產很少上升到刑法制裁。那麼，另一個法章，第十一章，就是保護破產企業利益的。債務人可以申請進入第十一章，進行破產保護。通常情況下，法院給債務人半年到三年的時間，緩解債務的壓力。在這個緩衝期內，債務人不用還債，債權人不能逼債，企業繼續經營，無非有一點格外的監督。

所以，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在企業瀕臨崩潰邊緣的時候，社會首先採取救的方式。社會給企業的是保護，因為企業是社會經濟利益的載體，大家更關心的是就業，是稅收，是生活穩定，這才是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社會的關注點不在企業家個人身上。

但在中國，往往沒有這樣的一個環境。甭說經營失敗，企業崩潰，就是在企業正常經營過程中出一個很大的問題，企業家個人也得承受政治上的責任。因此，一旦企業出現危機，第一件事就是想到人的問題。

崩潰時有一萬隻腳踩上來

範棣：這裡面還有一個博弈的問題。美國的破產法就是一個博弈的結果，但這個博弈是一個合作性質的博弈。政府做一箇中介人，透過法律手段，替大家制定一個合作規矩，使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利益綁在一起，這有助於解決企業的危機。處於危機中的企業本來就很脆弱，所以需要保護，不能讓債權人乘機損害這個企業未來的利益與前途。所以，政府透過法律干涉，給這個企業三年時間，重新站起來。如果三年還是不行，那對不起，企業你再走上正式的破產，徹底崩潰。這就是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企業的制度性保護，也是對企業家創造精神的保護。這個制度是一個博弈，是一個合作的博弈，雙贏的博弈。

目前中國的企業經營生態環境大大不同，企業一旦有了問題，所有人就立馬站在一個完全相反的立場，與企業家進行鬥爭性的博弈。銀行是你的敵人，媒體是你的敵人，大眾是你的敵人，朋友也是你的敵人。所有人都要打倒你，再踩上一萬隻腳。為什麼這樣？並不是他們沒有道理。比如，銀行關心責任問題，具體辦事人員擔心被扣獎金，大家明明知道這個企業你給它半年時間，就可以活過來，但是誰擔責任啊？沒法給機會。一般的大眾更是幸災樂禍，看到一個以前高高在上的人終於倒了，還不如自己，痛快啊！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所有人都站在企業家的對面，令企業一旦出現危機以後，就迅速崩盤？在中國為什麼就不能有一個破產保護法律，讓企業家能夠有一點安全感，讓這個社會最活躍的生產力能夠為大家創造更多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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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企業家是弱勢群體

王巍：我又要回到文化層面上來說了。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士農工商的社會。儘管我們現在鼓吹市場經濟，但是商人並不是這個社會的主導。如果到現在為止中國有弱勢群體的話，企業家也應算是弱勢群體，儘管他們經濟上可能很富有。在中國，13億民眾中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工人。中國的江山，民為社稷，在民以食為天的情況下，商人遠遠沒有進入社會的主流。因此，一旦企業出事，要崩潰了，影響到其他人的利益的時候，或者無法再繼續給其他人提供利益的時候，輿論導向會譴責企業家，企業家成為情感宣洩的垃圾筒。輿論認為，一定要抓害群之馬，一定要抓企業家。這就是你說的鬥爭性的博弈，蓋棺定論，一旦企業出事了，先蓋棺，處理企業家。

例如，去年的中航油做期貨失敗導致5億美元的損失。唯一抓的就是一個陳久霖，其他人的責任呢？董事會沒有責任。具體導致交易失敗的那個韓國人什麼事也沒有，仍然給他發工資，只有陳久霖一個人承擔責任。輿論上說是他剛愎自用，人品有問題，既不懂管理，也不懂期貨，更不懂石油。於是民憤極大，抓住一個害群之馬就夠了。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處理方式。那麼，是誰給了這個三不懂的人這麼大的權力呢？好像沒有下文了，就是一刀切地警告國有企業不得做期貨交易，乾脆斷了保值業務的路，退到原始市場經濟的路上。現在國家又把這個企業注資做活了。你看，崩潰的還是企業家個人，沒有企業。

培養民間資本

範棣：中國是一個特別缺少資本的國家，特別是缺少民間資本。除了國家資本，就是外來的資本，西方的資本，很少民間資本。中國急須解決的問題是培養民間資本，或者說是培養除了西方輸入的資本之外的市場資本。有了民間資本，才有可能避免那些人只能向銀行借錢。因為沒有其他的資本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