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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軍，建立東漢王朝。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半個多世紀中，東漢保持了興旺的勢頭。自和帝以後，高層權力結構顯示不穩定的趨勢。但東漢的經濟文化，總體上仍有很大發展，不能因政治上的不穩定而加以否定。東漢的首都洛陽，不僅是一個政治中心，而且是一個商業發達、消費程度相當高的城市，其富庶繁華，遠遠超過西漢首都長安，這在傅毅、班固、張衡諸人的京都賦中，都有充分的描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東漢末洛陽太學生已多達三萬人，許多私學門徒也在千人以上，這表明東漢時文化的普及，和“士”階層的壯大。

東漢中期以後權力結構不穩定，其直接原因是連續出現幾個幼年登位的皇帝，造成權力真空，但根本的原因，卻是皇權和士人集團之間的不協調。這一點在東漢末尤其突出。所謂“士人”，就是地主階級中的讀書人，其中最活躍的，是京都的太學生。從理論上說，他們具備做官的資格，並以此為人生出路，而一些世代官宦的大士族，和士人出身的朝廷大僚，則是他們的代表。皇帝和皇室成員，往往從“家天下”意識出發，完全把國家視為私產，重用其私奴——宦官，甚至透過宦官直接出賣官爵以積累私人財富；宦官則乘機把持權力，凌駕於朝官之上，有時甚至控制皇帝。這些不僅破壞了封建國家機器有規則的運轉，而且大大侵害了士人的利益。隨著士人階層的壯大，特別是豪門士族力量的壯大，士人的集團意識日益強烈。他們要求與皇權達成某種平衡，強調“士大夫”對國家的責任和權力，堅決反對宦官擅政。而搖擺於兩者之間的，又有外戚的政治集團。桓帝、靈帝之世，宦官對士人集團的殘酷壓迫到了極端，士人的反抗也愈益激烈，使國家機器處於癱瘓。終於在黃巾大起義的打擊下，整個王朝土崩瓦解。以後到魏晉時代，豪門士族得到最大的收穫，形成皇權與門閥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以維護皇權的絕對性為責任的儒學，漸漸為士人所輕視，從東漢末到魏晉，形成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學術活躍發展的局面。

漢代的儒學，一開始就分成今、古文經學兩派。今文經學偏重於政治上的實用性，多講陰陽災異、天人感應，是官方的學說；古文經學注意經書的政治和倫理原則，穿鑿附會的成分相對要少，但地位一直不高。東漢時期，今文經學進一步滑落為“讖緯之學”，脫離經書，專門偽造和推究神秘妖異的預言。它的愚昧，繁瑣，導致古文經學的興起。東漢覆滅後，儒學整體上衰微，其中今文派趨於滅絕，古文派則保持著雖非統治性的卻仍然重要的地位，併為後世重新改造利用。

在敘述漢代文學概況之前，我們首先對秦代文學作一簡略交代。秦王朝歷時甚短而輕視文化，文學上可說的東西很少，大致只有一部《呂氏春秋》和李斯的一篇《諫逐客書》。《呂氏春秋》是秦丞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著作，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又稱《呂覽》。它以儒學為中心，兼收先秦各家學說；內容以政治為主，而涉及廣泛，故一向列為雜家。全書由一百數十篇彼此獨立而又相互聯絡的短文組成，大都先立論，而後引證史實或寓言故事，文字簡明，條理清楚，有一定形象性。李斯原是楚人，入秦官至丞相，輔佐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諫逐客書》為勸阻始皇驅逐非秦國人士而作。李斯本是戰國遊士一類人物，文章也有明顯的縱橫辭說的習氣，文辭華麗而鋪張，氣勢奔放，說理透徹，是傳誦的名作。另外，秦代尚有“雜賦”、“仙真人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但久已失傳。

漢王朝統一強盛的局面，為漢代文學提供了新的基礎。作為社會統治思想的儒學則一方面具有從維護統治者所提倡的倫理原則的實用功能上肯定文學的一面，又有從上述立場忽視乃至反對文學的審美與娛樂功能的一面。它既可以被文學家用來作為一面幌子，又可能被嚴格的正統派用來作為扼殺文學的根據。正是在這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漢代文學形成許多自身的特點，並構成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一環。以下我們從幾個主要的方面分別加以介紹。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漢代是文學的價值開始受到重視的時代。

這一點需要同先秦時代相對照來看。在本書第一編《先秦文學》部分中，我們列述了許多作品。但這些作品，除《詩經》和《楚辭》外，本身都不是文學作品；其寫作目的，是為了表述政見、記載歷史或探討社會生活法則，而不是追求文學的美感。只不過後人可以從中分析出文學因素和文學價值來。而《詩經》，雖然在春秋時代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典籍，但人們卻又不是把它當作文學作品來看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