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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視它在禮儀和人倫教化方面的作用。《詩經》的命運就是：它的地位越高，離作品本來所具有的文學意義越遠。《楚辭》是用富於文采的文學語言寫成的抒情詩，這表明生長於南方文化土壤上的屈原等詩人，已經率先認識到文學的價值；《楚辭》也正是對漢代文學影響最大最直接的作品。但必須注意到《楚辭》只是區域性地區和少數作家的作品。而且，就詩人創作目的而言，其政治因素恐怕還是高於藝術因素。再說，先秦時代的文化人，可以分成政治家、哲學家、軍事家、外交家等等，沒有一個就其社會身份而言可以稱為“文學家”的人。屈原就創作成就來說是偉大的詩人，但社會身份是政治家。也就是說：在先秦時代，沒有人能夠單單或主要憑藉其文學創作的成就而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所以從總體上說，先秦還不是文學的價值受到重視的時代。

漢代的情況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文學的地位即使不如政治、哲學那樣顯要，至少已經被看成是人類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也就是文學的價值開始受到了重視。具體表現之一，是出現了漢賦（又泛稱辭賦）這一種完全以文學感染力本身為目標的文學樣式。漢賦是從楚辭演變而來的。雖然由於它的堆砌辭藻的習慣加深了文字的隔閡，對於今人來說已經很難欣賞，但它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和作用，卻絕不能忽視。這種文學樣式的本質，就是透過精心安排美麗的文字，整齊的句式，嚴謹的結構，表現社會和自然的種種奇特事物和絢麗景象，刺激讀者的感受力與想象力，獲得審美快感。語言在這裡不僅是傳達思想的工具，而且是同音樂中的聲音、旋律一樣，本身是藝術的直接表現。這種樣式，最容易使文學的意識得到確立。

具體表現之二，是文學創作的興盛，以漢武帝時代為例，寫作辭賦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諸侯，有御史大夫倪寬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馬遷這樣的名儒學者，更不用說還有司馬相如等一批專門家。作品的數量與先秦相比可謂驚人。據班固《兩都賦序》說，成帝時整理從武帝以來各種人士奏獻給朝廷並且還儲存著的辭賦，總數有一千餘篇。東漢張衡更用“作者鼎沸”來形容他那時辭賦創作的情況。這在先秦是無法想象的。

具體表現之三，是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文學活動的文人群，他們僅僅或主要憑藉文學才能而得官職，並以文學寫作為自己的主要事業。這一現象，是先秦時期所未曾有過的，而在此後的中國文學史上則成了常態。漢代這一種文人群的出現，有一個發展過程。西漢初，中央集權與分封制同時並存，戰國時代的風習還殘留在人們的意識中。那些諸侯王像戰國諸侯一樣，喜歡在自己的宮廷中收羅士人；那些士人也像戰國遊士一樣，投靠諸侯的宮廷，以自己的一技一能為之服務，作為謀生的手段。但時代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西漢初的諸侯王已不具有戰國諸侯的獨立地位，也不願或不敢以“富國強兵”為號召。因此，他們宮廷中士人的任務，也不能像戰國時代那樣，以外交、軍事等活動為君主謀取霸權。他們只能從縱橫之士向宮廷文人轉化，主要以文學活動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時在政治上提供一些建議、批評。枚乘、司馬相如，起初都曾在梁孝王宮中擔任過這種角色。武帝對辭賦文學特別喜好，即位後，便大力收羅這一類文人到中央宮廷來。枚乘死在受召入宮的途中，他的兒子枚皋代替了他。武帝讀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大為歎賞，以為是一位古人，恨不同時，一聽說他還在世，馬上把他徵召入宮。此外，如東方朔、嚴助等人，都是類似的情況。這一群文人，有的也有文學以外的才能，擔任過文學以外的職務，但他們之所以被賞識，得到任用，完全是因為文學的關係。這同戰國遊士，乃至西漢初諸侯王宮廷中士人的身份，已經有了根本改變。完全可以說，在武帝的宮廷中，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群體。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大致到東漢以後，文人的活動不再侷限於宮廷；開始出現在社會中活動，以作品表述自身思想情感而不再只是取悅於君主的文人。

具體表現之四，是由於辭賦的興盛，作品的增多，漢代初步出現了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的意識。在《史記》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論及儒學及一般學術時，多用“文學”一詞；在不指學術而帶有詞章意義時，多用“文辭”或“文章”。如《屈原傳》說宋玉等人“皆好辭而以賦見稱”，“辭”就是“文辭”的簡化用法。《漢書》中也說“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公孫弘傳》）。這種區分雖然不很清楚，但卻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