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頁)

致，這固然有賴於較高的藝術功力，但更有賴於隨著人性發展而來的個性的豐富。倘沒有豐富的個性，人物性格的描寫就不能細緻；而作家在這方面的功力，是隻有在有了豐富的個性可供他描摹以後，才能在實踐中逐步提高的。至於風格的多樣化，也是如此。劉勰《文心雕龍》在《體性》中把作品風格分為八類，司空圖《詩品》光是詩歌的風格就有二十四類。這主要不是劉勰的分辨力不如司空圖，而是由於人性的發展，作家的個性差別越來越明晰，所以風格也越來越多樣。

就人性的發展與文學形式演進的間接聯絡來看，則審美意識與文學觀念是主要的中介。現在分別加以說明。

文學藝術是與美聯絡在一起的。一般說來，文學應給人以美感，從而文學的形式也必須服從美感的需要。但人的審美意識是經常在變化的，今天認為美的事物，過些時候有可能被認為不美。因此，文學形式的演進必須順應審美意識的變化。但這些變化又直接或間接地取決於人性的發展。

試以四言詩向五言詩的轉變為例。

四言是《詩經》的主體，也可以說是先秦時期黃河流域的詩歌的主體。但從東漢時期起，四言詩在詩歌中的主體地位就逐漸被五言詩所取代。從今天來看，五言比四言至少有三個優點：一、由於增加了一個字，內容的含量擴大，從而能更好地敘事抒情。這也就是鍾嶸在《詩品序》裡所說的“（五言）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鍾嶸在當時還未能發現七言的長處，這個“最”字用得有點過頭；但若光就五言、四言來比較，他的上述意見還是對的。例如“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之類漂亮的詩句，用四言是怎麼也寫不出來的。四言詩當然也有寫得美的，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但它的美在於這些詩句所組成的整個境界。

如孤立起來看，那麼，無論“楊柳依依”還是“雨雪霏霏”都不見有太突出之處；不像“澄江靜如練”或“餘霞散成綺”那樣，每個孤立的句子都給人以較強的美感。二、四言的句式大抵以兩個字為一組，每句兩組，顯得較為單調、板滯。五言的句式則既可由兩組組成，也可由三組組成。兩組的可以第一組兩個字，第二組三個字，也可以倒過來。前者如“驅車上東門”①，“上東門”為洛陽城門名；後者如“富貴者稱賢”（趙壹《秦客詩》）。三組的則有“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一”等格式，分別如“出郭門直視”、“松柏夾廣路”、“孟冬寒氣至”。因組合方式繁多，在同一首詩中可不斷變換，故有靈動之致。三、五言詩的句子組合方式不斷變換，得以與感情的起伏轉折相應，因而能適應多種感情的表達需要。而四言詩則句式較單調、板滯，其能適應的多為莊重、舒緩的感情；蒼涼、悵惆、輕微的感傷或喜悅也還可以，因為那都不屬於濃烈、激動、明快、尖銳一路，多少可與莊重、舒緩相通。除此以外，就難免有些扞格。請看《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

①此段引文凡不注出處者皆見於《古詩十九首》。

這是第一章。以下還有兩章，基本相同，只是個別詞語有所調整。此詩為祝賀青年新婚，本應充滿熱烈、歡樂的氣氛，卻因句式的單調、板滯，雖用了“夭夭”、“灼灼”等鮮麗之詞，仍難以形成熱烈、歡樂的情調。總之，由於四言存在著這樣三個重大的不如五言之處，其主導地位被五言所取代原是歷史的必然。但其被取代的過程是從東漢開始的，當時又是哪些具體因素在起作用呢？

首先，不是上述的第一個因素在起作用。由於增加了一個字而導致的所謂“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的優點要到建安時才開始顯示出來（如王粲《七哀詩》之二的“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之類），因為必須經過許多作家的長期努力才能達到這樣的水平；而五言詩取代四言詩主導地位的過程卻在這之前早就開始了。更確切些說，五言詩在開始取代四言詩的主導地位時，其“指事造形、窮情寫物”的能力未必比四言詩強。即使是著名的《古詩十九首》，其好處也為真摯自然，所顯示的美，是總體的境界上的美，而不是“指事造形、窮情寫物”之工；這是用四言詩來寫也可以達到的（當然，詩人必須有傑出的才能）。另外還有些當時的五言名篇，我們甚至可以很容易地將其改造為四言詩（或以四言為主的詩）而並不影響其“指事造形、窮情寫物”的水平。例如東漢秦嘉《贈婦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