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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迴圈，匪席不可卷。

現把它改為四言試試：

人生朝露，居世多蹇。憂艱早至，歡會苦晚。念當奉役，去爾日遠。遣車迎子，空往空返。省書悽愴，臨食難飯。獨坐空房，誰相勸勉？長夜無眠，伏枕展轉。憂來迴圈，匪席曷卷！

經過這樣的改動，情韻固然有異，那是由句式、音節的改變所形成，而在“指事造形、窮情寫物”上則並無多少差別。但如把“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改作“餘霞成綺（或“散綺”），澄江如練”，原句的“指事造形、窮情寫物”之妙就全都被破壞了。

其次，在五言詩取代四言詩的主導地位之初，五言詩在音節組合上的靈動善變以及由此而米的對多種感情的適應，固然對其取得主導地位發生過作用，但又不能僅僅歸功於此。試看秦嘉妻子徐淑的《答秦嘉詩》：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

整首詩都由這樣的句式組成。如把每句中的“兮”去掉，就成了純粹的四言詩。這種詩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五言詩作者不但還未能掌握五言詩獨有（相對於四言而說）的“指事造形、窮情寫物”之妙，就是對其句式組合上的靈動善變也還未能自覺領會。此詩除了每句比四言詩多一個字外，其句式的單調、板滯實與四言詩無異；由句式組合的靈動善變而來的對多種感情的適應，自然也談不上了。既然如此，作者為什麼不乾脆寫四言詩（當時的四言詩也還沒有沒落到使人認為它已過時），卻硬要每句加個“兮”字，使之成為五言呢？

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她認為五個音節比四個音節美。由於審美意識具有時代性，整個社會都不認為是美的東西，某一個人突然認為它美，這樣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徐淑生活的漢桓帝時期，以五音節為美這一點必已成為相當一部分人的共識。五言之得以取代四言的主導地位，這種共識當也是原因之一。

不過，四言是《詩經》的主體；可見這種句式以及與之相應的音節組合在《詩經》時代是符合人們的審美標準，能引起人們美感的。值得注意的是：《詩經》時代的作者並非沒有能力使詩歌向五言發展。相傳為周成王時所作《小毖》（見《周頌》）的“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雖只兩句，卻是質樸而有韻味的五言詩。《召南·行露》更是以五言為主的詩篇①，詩中“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之句，雖仍質樸，較之《小毖》的兩句卻又進了一步：它連用四句五言，一、二兩句不但設想奇特，造語也頗老到；唯三、四兩句與一、二兩句在字面上重複太多，顯得粗糙一些。但類似的粗糙現象在《詩經》的四言詩中也常見。總之，《詩經》的作者們如有意識地要改四言為五言，其詩歌的藝術成就在總體上也不致受多少影響。何況當時詩人對四言這種句式的侷限也不是毫無覺察。例如，《衛風·木瓜》所表現的是輕快、歡愉之情，通篇即無一四言；《魏風·伐檀》指責“君子”不勞而獲，情緒激烈，全篇二十七句，四言的也只有十二句，與憤激的《行露》情況類似。但既然如此，為什麼《詩經》仍以四言而不以五言為主體呢？想必在那個時代，四言比五言更能在審美意識方面獲得普遍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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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露》全詩十五句，四言七句，五言八句。

如同上文所已經指出的，時代越早，群體對個體的束縛、個體對群體的依賴都越強。所以，在《詩經》的時代，齊一就成為社會的普遍要求：公眾的齊一才能構成強大的群體；有了強大的群體，個體才能獲得有力的依靠。春秋時的幾個最重要學派的學說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含有這樣的內容，也就意味著這要求在春秋時代早已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例如，墨子主張“尚同”（那是“言皆同可以治也”，見《漢書·藝文志》注），孔子要求對民眾“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固然都是希望社會的齊一；就是老子的鼓吹“常使民無知無慾”，也是要使民眾處於“無知無慾”的齊一狀態。

齊一既然是社會的普遍要求，自必成為那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的組成部分。因而凡是有害於這種齊一的東西，必然受到此一“人的本性”的排斥。而為了維護齊一，防止人與人之間可能發生的摩擦、衝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