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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這種理想不但歸根到底是以個人為本位，而且給予自我以極高的估價和期望。“了卻君王天下事”一句，那是何等自信自豪的口氣！他把艱難的南北統一大業看得何等輕易！然而，自己越顯得高大，與之相對的“君王”就越具有被動的、因人成事的意味。這樣的君臣格局，也難怪陳廷焯要產生“桓溫之流亞”的顧慮了。但只要撇開此等封建觀念的影響，我們就可發現：這種自信自豪一面是其生命力——由於他以個人為本位，這也就是個體生命力——的昂揚，另一方面更充盈著要把這昂揚的生命力在現實中充分發揮和表現的迫切願望。而這在當時不但難以實現，而且也難以被理解，於是形成了跟現實的尖銳對立。他的《鷓鴣天》一開頭就說：“掩鼻人間臭腐場，古今唯有酒偏香。”把整個人間都作為臭腐場來看待，就足以說明對立的嚴重。

由此，辛棄疾的這類詞既具有振奮人心、促使人渴望行動的巨大力量，又沉浸於深沉的孤獨感、壓抑感之中。其具體作品雖常有所偏重，亦時相滲透。如上引的《永遇樂》，上片至“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真使人對英雄業績無限神往；下片卻從一開始就使人感到社會生機幾已全被窒息，劉裕般的英雄業績根本無從再現，但至結尾處人們重新看到了一個英雄——廉頗，儘管他不受重用，甚至已被社會遺忘，但他有巨大的才能，他活著，而且悲憤、焦灼地渴求發揮自己的作用。於是，陷入絕望的讀者又不免被這個也許是悲劇型的英雄所打動。又如上文曾部分引述過的《破陣子》，從開頭的“醉裡挑燈看劍”，直到全篇的倒數第二句“贏得生前身後名”，情緒都極為亢奮。作者歌頌自己的雄才大略，想象成功的過程；但其最後一句卻是“可憐白髮生”！原來，上述的這一切都是詩人的理想，在現實中他卻一事無成，頭上已有了白髮。這是何等強烈的反差！而作者的悒鬱、憤怒，在這句中也就一瀉無遺。然而，儘管是“可憐白髮生”吧，但從通篇來看，這偉美的理想在作者的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所以，悒鬱、憤怒並不導致消沉、絕望。

總之，在這一類作品裡，讀者既感到了由作品中的英雄所體現出來的個體生命的強大力量，也感受到了籠罩在這強大的個體生命上的重壓。於是，作為個體生命的讀者既從中吸取了力量，也感受到了重壓下的痛苦；但這痛苦並不導致恐懼和屈服。

自然，在辛棄疾詞裡，這一切也並不都是直接而明白地顯現的，有的頗為曲折。例如他的著名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幾乎通篇都是愁苦之詞：寫形勢的危殆，他的不被理解、遭受打擊，他的孤獨、憂愁。然而，中間突然插入一句：“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這裡的“君”，是指與其相反一方的力量。由這一句，就凸現了他對自己的信心。而在這信心的光照下，那些愁苦之詞也就失去了本來可能使人消沉的色彩；顯示給讀者的，是在痛苦中的支撐。也許可以說：所有這些都是昂揚的個體生命力的變相。受到不少研究者讚揚的辛棄疾詞的教育意義（例如愛國精神、對黑暗現實的批判）並不是外加上去的，而是從其內在要求激發出來的。

在中國詞史上，辛棄疾詞的巨大成就已得到公認。然而，作為辛詞根底的這種昂揚的個體生命力實有賴於社會對個體壓抑的漸形減輕，個體意識的漸形增長。從表面上看，辛詞與柳永詞很不相同，但其實同是這樣的歷史過程的產物。就這點說，文學的進步是與人性的發展同步的。

六

上節所述人性的發展與文學演進的關係，主要是就作品的內容而說。但是，內容是透過形式而表現出來的。那麼，形式的演進與人性發展的關係又如何呢？

形式的演進，包含許多方面，像體裁的增益，同一體裁中的門類的增多（例如由四言詩發展而形成五言詩，又形成七言詩；由古體詩發展而形成近體詩，等等），描寫、表現、塑造形象、運用語言的能力的提高及方式的繁衍，結構的趨於宏大及嚴密，等等。風格的走向多樣雖不僅是形式問題，但也與形式的演進有關。

導致文學形式演進的諸因素中，人性的發展仍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大致說來，文學形式的演進有些是直接與人性的發展相聯絡的，有些則是間接的聯絡。

以直接聯絡的來說，如通俗小說、南戲、雜劇等本是適應城市平民的享樂要求而產生的，而這種享樂要求的形成，固然有賴於城市生活（包括工商經濟）的日益發達，同時也有賴於人性的發展，——把人們從長期艱苦生活裡形成的抑制享樂願望的特點逐漸改變。再如對人物性格的描繪趨向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