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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於他對整個認識過程所作描述的邏輯表明了這樣一個術語的適用性。由於毛澤東所理解的認識過程必然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因此，一定存在這樣一個點，在這個點上，對現象世界的“舊”理性認識與對現象世界的“新”感性認識開始發生相互作用。在我看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推移運動（也就是所說的整理和改造的過程）似乎就是這種矛盾的相互作用必定要發生的那個點，我們馬上就要看到，這種感性認識與“前概念”之間的相互作用是矛盾的，因為任何一個完成了的認識過程的產物都是雙重的：新的觀念以及作為這種觀念的結果而變革了的世界。但是，這個變革了的世界又是另一個超越理性認識的辯證轉化過程的產物，因此，概念與客觀世界彼此並不是直接一致的。在這種變化發生後人們再次觀察世界時，就會發現這個世界與建立在這種變化前所形成的感性認識基礎上的理性認識又相矛盾了。於是，在一個新的認識過程中，這種理性認識就作為“前概念”而發揮作用了。

論知與行（4）

正是在認識過程的這一階段內，為各種質量層次的觀察者和觀念奠定了基礎。在毛澤東看來，感性認識過程似乎是一個與“現實”物質世界直接接觸的過程，它不太可能發生錯誤，但我們會看到，他還是認為有些觀察者的觀察比其他人更恰當、更精確和更可靠一些。而理性認識階段出現差錯的可能性就比較大，這不僅是由於觀察者的能力和經驗（他或她“整理和改造”各種感性材料的能力）不同，而且還由於觀察者用來整理和改造感性材料的“前概念”的合理性或有效性不同，這些情況都可能對這一認識過程成功與否產生影響。如果觀察者能力不夠，或者如果他使用的“前概念”缺乏充分的經驗基礎或概念化過程不正確、有缺陷，那麼，新的認識過程的產物也一定是不正確的。既然認為有些觀察者比另一些更有效率，有些“前概念”比另一些更準確，不言自明，那就需要有一種對不同觀察者和觀念的質量加以分類的序列，需要有一整套標準來實現這種分類。在本章的後半部分我們將討論這些標準。

毛澤東一再強調認識過程中的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階段的相互聯絡和不可分割性［25］，他認為，如果把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割裂開來，那就會使正確的實踐發生偏離。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黨的整風運動期間，他闡述過這一觀點。他認為，與這種正確的認識過程截然相反的是兩種立場，一種是那些主要由於同莫斯科的關係親近而過分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黨員的立場，另一種是那些由於缺少馬列主義訓練而過分注重他們自己直接具體的革命經驗的黨員的立場。毛澤東將前者稱為教條主義者，將後者稱為經驗主義者；他認為，這兩種人都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我們已經看到，經驗主義者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而忽視了理性認識階段，結果是他就像井底之蛙那樣，“把區域性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26］。

相反，教條主義者是那些專注於理性認識階段而忽視感性認識階段的人。他們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或別人的理論上面，而不顧那種理論所依據的經驗基礎，其結果是“脫離社會實踐”［27］。在1942年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以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的社會實踐的關係為例，運用類比的方法對教條主義作了描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絡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

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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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知與行（5）

他接著說：他們“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宗教教條”，“你的教條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用粗俗的話來講，“你們的教條還不如糞便。我們都知道，狗屎可以肥田，人便可以餵狗，而你們的教條，既不能肥田，也不能餵狗，那有什麼用呢”［29］？這段話在修訂版本中已刪去，但這裡必須引出來。教條主義的傾向就是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由於世界是不斷發展著的，由於世界的不同地區在發展過程中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因而，沒有任何一種思想觀念能夠在任何時候機械地適用於任何地區。［30］正確地運用這些思想，不是把它們當作公式，機械地去套每一種情況，而是把它們當作對自己的感性認識發生影響作用的“前概念”，以便從自己的經驗中產生出理性認識來，然後，再用這種理性認識來指導革命的實踐。［31］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