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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閱讀了有關地方情況的材料，見《在七屆六中全會（擴大）上的講話》。那年年底，地方情況的一些報告加上他的按語出版了一個集子，以此來證明他的主張的正確性，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和按語。在“大躍進”期間，他曾受到某些瞭解中國農村生活現實的人的指責，但此時中國新聞機構發表了20多篇他參觀合作社、人民公社、學校、礦山、工廠和商店的報道。這可以證明他在1965年對他的黨內同事所說的話的正確性。他說：“我這個人，就是各種人都見過，大官、小官都見過。”見《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5年12月21日）。他在1958年參觀時所作的報道，可尋找下列索引：《在視察撫順時的指示》（1958年2月）、《在視察瀋陽郊區時的指示》（1958年2月13日）、《在視察四川省時的指示》（1958年3月）、《視察四川省的農業合作社》（1958年3月16日）、《人民日報》（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報》（1958年5月1日）、《與河北省徐水縣合作社社員和黨委書記的談話》（1958年8月4日）、《在視察七里營人民公社時的指示》（1958年8月6日）、《視察山東農村時談話摘錄》（1958年8月9日）、《在視察新立村農業生產合作社時的指示》（1958年8月10日）、《在參觀新產品和工業技術展覽會時的指示》（1958年8月11~12日）、《在視察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時發出的指示》（1958年8月13日）、《在視察北京西南郊農業合作社時的指示》（1958年8月14日）、《在視察安徽、湖北和江蘇時的指示》（1958年9月）、《視察武漢大學時所作的指示》（1958年9月12月）、《視察期間在武漢對婦女的講話》（1958年9月14日）、《在安徽視察期間的指示》（1958年9月16~20日）、《巡視期間的言論》（1958年9月29日）和《在視察東櫟人民公社時的指示》（1959年4月13日）。

毛澤東對感覺過程的敘述，使他成了一個徹底的經驗論者，至少在認識過程的開端是如此。但是，他又認為，這種感性認識階段的經驗只能導致“對一些表面現象的彙集”［15］；在其他地方，他說看事情必須看它的本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16］。如果沒有邁過這道門檻，就會犯他所謂的“狹隘經驗主義”的錯誤。

論知與行（3）

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就是理性認識階段。按毛澤東的說法，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運動是一種辯證的運動：“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裡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17］概念不同於感覺，它們“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絡了”。相反，感覺是現象的、孤立的和外部的聯絡。［18］他以井中之蛙作為解釋的例子。青蛙坐在井裡說：“天有一個井口大。”相反，“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19］。他在1961年指出：“在研究問題時，為了認識現象背後的本質，我們必須從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現象出發，從而揭示出客觀事物的本質和矛盾。”［20］例如，某個農民根據自己受個別地主壓迫的經驗，就可以得到關於地主壓迫的理性認識。［21］

他接著說，運用概念就可以形成判斷、進行推理並得出邏輯結論。這個過程有一部分只是積累性的：概念是多種感性認識的結果。［22］但是，多種感性認識的積累只能說明有關量變的情形，而他所講的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之間的變化在性質上是綜合的，因而只能是質變。毛澤東在為改進文風而對黨八股提出的第五條罪狀中闡述了這一問題。他認為，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對在感性認識過程中所觀察到的問題和矛盾進行“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經過這個系統而又周密的分析過程後，才有可能“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絡”。只有做了這一步後，才有可能進行“綜合”，才有可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23］但是，對立面以及透過向一個新的、綜合的認識階段飛躍而得到解決的對立面的衝突，在這裡並沒有展開論述。這一過程僅僅被說成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24］。

我要說明，這裡的矛盾（它的解決形成了概念）是感性認識與觀察者帶入概念化過程的某種人們可以稱之為“前概念”的東西之間的矛盾。我提出“前概念”這個術語，並不是因為它出現在毛澤東本人對這一過程的描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