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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刑罰機構。

懺悔的譴責：獨居

霍華德認為，獨居制不僅比肉刑更人道，而且也更有效。獨自沉默地在其單人牢房中，作惡者將不得不面對著他們自己的良心，向這一“懺悔的譴責”的鞭子投降。

這些監獄改革家肯定，他們透過控制人的身體來調整他們的心靈。他們甚至感於期望感化院會變成社群中其他人的秩序和道德示範。

犯罪是疾病，隔離是療法

在這個時代，犯罪被看作是一種道德疾病，病人必須被隔離。改革家們認為，一般看守所最糟糕的一個方面就是將囚犯不加控制地混押在一起。

在舊式的混押監獄中，少年犯和無辜者很快就會因與頑固罪犯接觸而受到傳染。改革家們相信，在一個運轉良好的感化院中，這種情況絕不可能發生。

儘管感化院的想法源於歐洲，但是美國人成為最早的熱衷者。事實上，即使在殖民地時期，美國人也抵制英國的死刑和肉刑制度。

“獨居制最初被設想為一種人道和贖罪形式的懲戒，

但是後來變成了恐怖的 “牆窟窿”——查爾斯·狄

更斯稱“比任何對身體的酷刑都不知糟糕多少倍。”

1682年，教友派領袖威廉·佩恩制定了一部以監禁勞役代替鞭打或肢體刑的刑法典。在這部刑法典中，只對謀殺保留死刑。

1718年，在佩恩死後，他的法律被一道皇家法令撤銷了。但是，費城依然是刑罰改革的沃土。1787年，威廉·佈雷福德、本傑明·拉什和凱萊布·洛恩斯建立了費城減輕公共監獄痛苦學會。1790年，他們說服州政府在沃爾納特街看守所的一個側樓建立了北美第一個“矯正機構”。

在這個感化院裡，嫌疑人、證人和輕微罪犯仍然一起被關押在一些大房間裡，但是頑固罪犯被單獨監禁。沃爾納特街看守所的戒規制度被後來以賓夕法尼亞制而著名。

1821年，在紐約州的奧本感化院進行了最激烈的獨居制試驗。一組囚犯被關押在他們各自的單人牢房裡，沒有任何娛樂，也沒有勞動。許多被試驗者自殺了，因此這一計劃2年以後就被拋棄了。法國犯罪學家亞歷克西斯·德託奎維爾和古斯塔夫·德博蒙特對這種極端主義進行了譴責：“這不是改造，而是謀殺。”

奧本監獄的制度隨後被改為允許囚犯白天沉默地工作，只在晚上單獨監禁。這就成了奧本制或“沉默接觸”。

此時，再回到賓夕法尼亞，監獄當局仍然堅持完全隔離的原則。按照賓夕法尼亞制（也稱“隔離”制）建造的典型監獄是在切裡西爾的一個巨大的東部州感化院，於1829年建成。

在切裡西爾感化院，對所有囚犯都進行24小時單獨監禁。他們獨自在自己的單人牢房裡工作，從事紡織、縫紉和製鞋。飯透過門上的一個小孔送進來。囚犯有自己的私人活動院，用高磚牆與其他人的院落隔開。

這些高牆很隔音。囚犯們唯一能夠接觸到的人就是看守，看守每天對他們進行3次檢查。偶爾也有宗教信徒來訪問囚犯，帶給他們一些宗教宣傳冊。囚犯與外界朋友和家庭的通訊實際上也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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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人中瘋了50人

查爾斯·狄更斯在19世紀40年代參觀切裡西爾感化院之後寫道：“這種對大腦這一神秘機體的日常慢性損害比任何對身體的酷刑都不知糟糕多少倍。”

1849年，加拿大布朗委員會的成員參觀了這所監獄。他們發現，“囚犯們總體看起來外表呈菜色、衰弱狀：雙眼深深地凹陷，眼球反射著狂躁的光亮。”監獄當局很不情願地承認，300名囚犯中死了50個。

約翰·霍華德自己沒有倡導完全隔離。他認為應當允許囚犯在一起工作和鍛鍊。他警告，完全隔離可能導致“感覺遲鈍或絕望”。

儘管有這些缺陷，賓夕法尼亞制最終還是被絕大多數歐洲國家採納了。奧本制在美國和加拿大盛行起來了。在19世紀的加拿大，只有金斯敦感化院是根據賓夕法尼亞制建立的隔離制度。

罩著黑麵具的罪犯

不管採用哪種制度，19世紀的沉默和隔離狂熱常常產生可笑的極端手段。在英格蘭倫敦附近於1842年建造的彭頓維爾監獄，囚犯們必須戴上小黑麵具，以免他們相互認出來。在彭頓維爾監獄和巴黎的洛奎特監獄，囚犯們在割出許多單獨小間的教堂裡做禮拜。

在美國，監獄當局發明了一種“連鎖步伐”。這種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