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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個分子,開始批判他。
解說:路翎受到批判,杜高和他的朋友們處境也十分尷尬,因為誰都知道他們和路翎關係密切。儘管他們與胡風並沒有直接的聯絡,更沒有見過胡風本人,但是災難還是落在了這群年輕人的頭上。
杜高:到胡風問題一爆發,我們都被隔離審查,要我們交代和胡風集團的關係。胡風是怎麼指示你們的?你們是怎麼為胡風服務的?你們是怎麼執行胡風的指示,來進行反黨、反革命的?我們這些年輕人都嚇得不得了。我後來聽說,把蔡亮關起來的時候,他那時才二十歲啊,是美院的研究生,他都嚇哭了。他說,我根本不認識什麼胡風啊,我講得出什麼呢?還有一個朋友叫陶冶,他在文化部工作,文化部對外聯絡局的,做對外文化聯絡,他也是育才學校的學生。他那時和周而復、鄭振鐸他們出國訪問去了,回來一下飛機,來了兩個人,把他直接帶回文化部,不許他回家。他問,怎麼了?那些人說,要你交代跟胡風的關係。他說,我不認識胡風,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交代什麼呢?那個人馬上掏出公安局的一個什麼證件,說,你交代杜高、汪明給你的密信。因為胡風集團是從他們的密信開始揭出來的。他一聽就知道糟糕了,發生了什麼大事情了。他也馬上被隔離起來,他知道自己陷入一個很大的政治案件裡面了。
陳曉楠:1955年“肅反”運動開始之後,中國劇協劇本創作室派人強迫杜高搬家,從青藝宿舍搬到了北新橋大二條49號院裡面一間八平方米的小屋。後來杜高才知道,這裡就是路翎的隔離室,幾天前他剛剛從這裡被公安局逮捕。杜高搬進來之後就失去了自由,開始隔離反省。而他的朋友汪明、田莊、蔡亮等人也相繼被隔離審查。在當年中國的政治鬥爭當中,被打倒者往往會被冠以某些特定的名號,這一點上,杜高和他的朋友們當然也不例外,他們的名號是“小家族小集團”。
杜高:因為胡風是一個集團,然後一看我也有這麼多朋友,他們就想這也是一個小集團,這個小集團叫“小家族”,說我們是個“小家族”。為什麼叫“小家族”呢?大概是哪一次大家聚會的時候,有一個朋友隨便那麼說的,說我們都是一群流浪兒童,像一個母親生的孩子一樣,這樣一個“小家族”。這樣,不知道誰這麼說起來的,後來就叫“小家族”,那麼人家一聽,這個小集團還有個名字呢,那不更好嗎?那麼就開始深挖,就各個擊破。
解說:在杜高的檔案裡,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有關“小家族集團”的材料。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份材料是杜高在1955年7月31日寫的《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況》,儘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然可以看出杜高對所謂“小家族”情況的如實交代和真誠態度。而在另一份專案組的上報材料《關於“家族”小集團的情況》中,它們已經演變為“小家族集團”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證了。
杜高:對我們這個所謂小集團,當時寫了很多材料來交代,也確實有的時候,我們這些年輕人在一起啊,說話是非常隨便的,無所顧慮的,有的時候也喜歡傳播一點訊息,文藝界的訊息。現在看來,這都不是什麼政治性的內容,都是文藝界的一些訊息吧。那時認為是不許談這些東西的,認為這些東西都叫作流言蜚語,說我們是傳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語。這就嚴重了。而且說我們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體主義,因為黨提倡的是革命集體主義,而我們這些人是表現自己的個性,張揚自己的個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這都是對抗革命,都是不允許的。
解說:同任何年代的年輕人一樣,杜高和他的朋友們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著屬於年輕人的弱點和缺點:幼稚、輕率、愛表現自己,有時也很狂妄。杜高曾經對朋友說過這樣一句相互勉勵的話:將來文代會的主席臺上將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要有這個志向。但就是這樣一句話,不知被誰檢舉揭發,經過專案組的改造,變成了“小家族集團”的“政治綱領”,含義就是“小家族”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篡奪黨的文藝領導權。在杜高的檔案裡,像這樣的檢舉材料比比皆是,就連他十六歲時寫的文章都成了他反革命的物證和罪證。
杜高:到我親眼看到了我的檔案的時候,我才懂得政治運動的檔案是怎麼一回事。是怎麼一回事呢?它並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這個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個他希望你變成的一個什麼樣的人,收集了這麼一大堆材料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他要把你塑造成一個反革命,要把你送去勞改了,他就不能說你這個人還是有些革命表現的,那些材料都不要了。他就專門抽那些對你不利的,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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