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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是講了一句對共產黨不滿意的話，或者是什麼，他要的就是這些材料。所以我看了以後，大吃一驚，這是我原來想不到的。我以為一個人的檔案應該是反映他的各個方面，很全面很客觀的，但不是這樣，檔案是按照運動領導人的意圖，經過選擇，經過編選，經過改造的。

解說：在隔離審查期間，除了接受專案組的審訊之外，杜高還要參加群眾鬥爭大會。

杜高：我很緊張。因為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群眾鬥爭會。在我們機關裡，由劇協的一個副秘書長來主持這個鬥爭會。他宣佈，把反革命嫌疑分子——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給我定案——把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帶進來！然後就有一個人把我帶進去，讓我站著。那個時候很熱啊，1955年的夏天，非常酷熱的天氣，我一直流著汗筆直地站在那裡，要我交代跟胡風的關係。然後大家呼口號，你不老實什麼的。我感覺到這個鬥爭會，倒不是呼喊口號的那個聲音，要打倒你呀，要你交代問題呀，你老實點呀，這些話給我的壓力特別大。比這更刺激我、壓迫我的是會場上一些人的那種表情，因為開鬥爭會的那些人啊，都是機關裡面原來認識我的，有些人原來對我是很友好的，但運動一來，立刻換了一副面孔。你在挨鬥，他在嘲笑你，他對著你笑，你越狼狽，他越高興。這種人對人的冷酷，這個給人造成的心靈傷害呀，對當時的我，對我的自尊心的傷害，真是很慘重。

解說：到了1956年10月，也就是在杜高被隔離反省一年零七個月的時候，“小家族”的問題總算有了個說法。

杜高：給我的結論說：這是幾個青年，幾個思想落後的青年的結合。就這麼個結論，給我們行政降級處分。但是這個結論沒有擺到我的檔案裡面去，因為沒有把我打成反革命，沒有給我戴上胡風分子的帽子，只是說我們思想落後。他不能認為搞了你十七個月呀，搞了一年半，不能說全搞錯了，他不能承認這個搞錯了，於是又說我們思想落後，說我受胡風文藝思想的影響特別大。挑了我幾個作品吧，幾篇文章，說我有胡風的文藝思想的影響，說我搞那個小圈子活動吧，那麼給我行政降級處分。

解說：與此同時，“小家族集團”的其他成員也分別受到處分。有的被調離崗位，有的被分配到西安、貴州等地。經過這場運動後，杜高和他的朋友們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形影不離了。不過，“肅反”結束後，中國社會似乎平和了一些，人們喘了一口氣。但緊接著，1957年來了，誰又會想到一場更大的風暴又將席捲中國大地呢？

陳曉楠：在杜高的檔案原件當中，還塞著一張日期表明是1955年8月12日的一張小便條。這一天，杜高正在群眾鬥爭大會上接受批鬥。而這張便條裡面，提到了吳祖光、黃苗子的名字。實際上，這一張小紙條的出現，可以說預示了另一場運動的來臨，其中的一個大案就將會涉及戲劇家吳祖光等等另外一大批的文人。而和吳祖光關係密切的這個所謂的“小家族集團”自然也脫不了干係。1957年春天，剛剛恢復自由的杜高被安排到成立不久的戲劇出版社。這一年的年初，費孝通先生寫下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不過，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這個春天其實是非常非常短暫的一個瞬間。就在這短短的春日裡，杜高的生活當中也發生了幾件事情。他給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封信，看望了路翎的夫人，發表了小品文《契訶夫悲劇的幕後》，諷刺官僚主義，並且和詩人唐湜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來批評劇協領導。就是這樣的幾件事情，在隨後而來的“反右”鬥爭中，統統被算作杜高的右派罪行加以聲討，並且載入檔案當中。

解說：從1956年開始，杜高在被隔離審查期間，為了不讓時光荒廢，開始自學俄語。他還訂購了一份蘇共中央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人》。在這份刊物上，他讀到了很多批判揭露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文章，深有感觸的杜高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杜高：這個時候，我在一個黨支部書記的鼓勵下，寫了一個自己問題的申訴。我那個時候很年輕，我敢講真話，有一種正義感，願意表達我的真實的政治思想。因此，我寫了一封信給中宣部的陸定一部長。那個黨支部書記，他要我把申訴信交給他，由他轉送。他是個老黨員，又是我們這個創作室的黨支部書記，我很信任他，覺得他很關懷我，而且很同情我。我告訴他，我的這些朋友，被打成“小家族”的這些人，受到處分的這些朋友，都是一些什麼人呢？都是熱愛我們這個祖國的很純潔的青年。我說，難道我們不能夠交朋友嗎？難道新中國、新社會不允許年輕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