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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楠：在中國大陸，每個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檔案。檔案裡記載的是“組織”對一個人成長過程的鑑定和評價。而每個人的檔案都按照級別、系統等等儲存並保留。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檔案是非常神秘的。由於有著極其嚴密的人事檔案管理制度，人們不可能自由地翻閱自己的檔案，而受到嚴格控制的檔案材料也更不可能流散到社會上。

然而，就在1998年，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上，一份被裝訂成冊，厚達六卷，幾十萬字的個人檔案奇蹟般地出現在了舊書攤上，被當作文物待價而售。檔案封面上寫著兩個字“杜高”，很顯然這是一個名叫“杜高”的人的個人檔案。

杜高：在1979年的春天，我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改正的時候，正式告訴我，向我宣佈，這份檔案已經全部銷燬。當然不是我一個人，所有的五十多萬個右派，還有“文革”中受到磨難的，受到衝擊的幹部，他們的所有的政治檔案全部銷燬。這是中央決定的，因為這是不實之詞，那麼我以為這個檔案已經銷燬了。

解說：但是，這份在杜高看來本已銷燬的檔案並沒有化為灰燼，而是流散到社會上，最後出現在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這份檔案的是在《人民日報》社工作的李輝先生。這位喜愛尋訪舊書攤的青年學者在見到這份檔案後立即買了下來。恰好這個時候，他正在寫一本有關“反右”運動中“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專著。在隨後發表在《新民晚報》的一篇文章裡，他使用了杜高檔案中的一些材料。杜高在看到這期報紙後，與李輝取得了聯絡。在李輝那兒，杜高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檔案。

杜高：我親眼看到了我的這份檔案，這一份對我說來是非常神秘又非常可怕的，跟隨了我四分之一世紀的政治檔案。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筆跡，看到了各種各樣的人，我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寫的，對我的揭發，對我的檢舉。這些材料我都看到了，我震驚了，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檔案。

我看到這些材料的時候，感覺到一個歷史的影子罩在我的身上，我感覺到呼吸都有些急促，我的情緒應該說是很沉重的。因為這個東西是我想不到的，特別是有很多批示，我沒有想到會是這樣來對待我。因為那個時候，這個檔案是從1955年開始，那個時候，我還是二十幾歲的、很單純的那麼一個青年。

解說：杜高可以說是少年成名。他十二歲起就發表散文，十四歲開始發表劇評，十九歲就擔任《新少年報》文藝版主編，出版了一本文藝評論集。1952年他從朝鮮戰場回到北京後，被調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第二年，杜高進入剛剛成立的文化部劇本創作室，在創作室裡，他是年紀最小的一個。這個創作室老中青結合，可以說是人才濟濟。而在杜高身邊，也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的青年朋友。

杜高：那時候我們都很年輕，都做著藝術的燦爛的夢，我們都懷著很美好的理想，很希望大家，每個人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各自從事的專業上，能夠做出一些貢獻。我們常常在一起聊天，談讀書，談看戲，在一起玩，我們成了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因為那時候我們都是單身漢，都沒有成家。

這是1954年，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拍的一張照片（指著畫面上的照片），這個人叫羅堅，這個人叫田莊，這個人叫蔡亮，這個人叫汪明，中間這個是我。現在就只剩下中間的這個人了。當時笑得多燦爛！那真是很年輕的時候，用現在的話講，是充滿陽光的歲月。

陳曉楠：在20世紀50年代，杜高和他的朋友們在文藝界已經是小有名氣。他們身上湧動著青春的激情，他們自信會擁有美好的前程。但是，隨著1955年的一場“反胡風”運動和“肅反”運動的不期而至，這群一心沉醉於藝術之夢中的天真青年，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們會被捲入到政治運動的漩渦當中。杜高的檔案材料就是從這場“肅反”運動開始的。這一年，杜高二十五歲。

解說：“肅反”運動的前奏就是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和聲討。1955年，以胡風為首的一批作家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遭到震盪的開端，也正是這個運動導致了杜高整個中青年時代的災難。

杜高：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跟我住在一個小樓上，有一個很好的朋友，是一個很勤奮很有才華的作家，我非常愛這個人，他就是路翎。我跟他住在隔壁。因為我們在一起工作，所以是很好的朋友。沒有想到的是，1955年，他由於和胡風先生的關係，被作為胡風集團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