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 頁)

了，我的罪行不但沒有減輕，它又升級了。為什麼呢，因為原來我們這個“小家族”是以吳祖光為首，到了“文革”變成夏衍為首了，把“四條漢子”（周揚、田漢、陽翰笙、夏衍）揪出來了嘛，以夏衍作為後臺老闆了。到“文革”深入以後，《人民日報》的這篇大批判文章裡，把“二流堂”“小家族”的後臺老闆又變成國家主席劉少奇了。我做夢也夢不到這個上面去，他怎麼會變成我們這個小集團的後臺？

解說：儘管自己的罪行升級讓杜高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更讓杜高感到莫名其妙和慨嘆的是，原來曾經審查、批判過他的三位文化部領導竟然也成了被打倒、被批判的物件。

杜高：他們的命運都很悲慘。領導“肅反”運動，在文化部直接管我的這個“小家族”案子，而且做了最嚴厲批示的那個徐光霄副部長，他進了秦城監獄，他作為“走資派”第一個就抓進去了。“反右”運動在首都劇場的文藝界兩千人大會上宣佈給我戴上右派帽子的陳克寒副部長，跳樓了，把腿摔斷，也被抓到監獄裡去了。最悲慘的是劉芝明副部長，他是後來專管“二流堂”“小家族”專案、給我們做政治結論的人，當時他把自己當成勝利者，完全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向我們宣佈這場鬥爭以他所代表的無產階級獲勝而結束。這位劉芝明副部長，他的命運實在使我大為嘆息。到了“文革”，他被作為文聯絡統最大的“走資派”，被造反派抓起來，叫他交代罪行。交代什麼呢？要他交代“二流堂”“小家族”的罪行。他哪裡交代得出來呢？他是隻管批判我們的，他交代不出什麼來。造反派就說他是“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文革”跟“反右”相比，就更野蠻更殘暴了，交代不出就打他，用皮帶抽他。哎呀，他的年紀很大了，怎麼經得起這樣的打呀，他硬給活活地折磨死了。據說他的兒子到醫院，看他要死了，還同他劃清政治界限。兒子都不憐憫他，走了。真是悲慘。

陳曉楠：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之前，杜高是一個活潑開朗而且說話毫無顧忌的青年，即使在勞動教養期間，杜高也依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性格。然而，在杜高最後三年的勞教生活裡，他身上的銳氣被一點一點地磨掉了。杜高檔案當中，從1966年到1969年，這三年的材料，除了一些別人的檢舉揭發和彙報之外，大都是杜高自己寫的檢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寫越長，標題從原來的《思想檢查》《思想總結》也變成了《向毛主席請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為自己已經“改造好了”的佐證。

解說：1969年是杜高勞動教養的第十二個年頭，因為長期患病得不到治療，他的身體已經極度衰弱，又因為對政治前途的無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他的精神世界已經瀕臨崩潰，這個時候的杜高變了，他早已經不是十多年前那個愛發議論的青年了。

杜高：我的思想完全變了，我知道一切都不行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我要生，我要生存下來。這個時候我開始想到，我要生存，怎麼才能生存？只有向毛主席請罪，向毛主席宣誓，我就大量地寫這個。我學會了，我懂得了，我再不要講自己想講的話，我再不想用自己的頭腦去思維，我就按照《毛澤東選集》的思想來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那本語錄來說話，這樣我能不能回到人民隊伍裡面來呢？果然，最後說我學習毛主席著作，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有了好的表現。

解說：儘管杜高的學習心得都是連篇累牘的歌頌領袖，不厭其煩地表白自己對領袖的忠誠和熱愛，但是這些在今天看來愚昧可笑的文字，成了批准杜高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勞動教養的依據。杜高檔案的最後一份材料就是這張《解除勞動教養呈請批示表》。批准解除勞教的日期是1969年4月23日，但是直到半年後杜高才獲准離開勞改農場，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長沙。

杜高：我回到我的故鄉了，我回家了。因為我剛從農場放出來，我剛剛得到自由，我精神上跟在監獄裡還完全一樣。我總感覺後面有人在監視著我，我不習慣自由地走路，雖然沒有人強迫我，也沒有人跟著我，但我總感覺和在勞改單位一樣，我走路非常注意，好像隊長時時在監視著我。我被囚禁的時間太長了，一時解脫不了。

解說：回到長沙後，杜高流落在城市的底層，成了一個靠做臨時工為生計的閒散勞動力。十年間，他拖過板車，描過圖，幹過零雜工。不過，杜高雖然從形式上恢復了人身自由，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動已經變得非常遲鈍，終日處在一種驚恐狀態之中。

杜高：回到長沙以後，我非常警惕，要我幹什麼我就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