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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麻木了，我感覺到這是我精神崩潰的開始。飢餓，使我從生理上開始崩潰。當一個人啊，他在生理上崩潰以後，他已經沒有精神上的需求了。我感覺自己就是一個很卑賤的小動物，除了這種原始的要求以外，我什麼都沒有了。走路也走不動了，腿子也浮腫了，唯一的想望就是多吃一口，多吃一口窩窩頭，到哪兒都是為著找一點吃的東西，所有的人都是這樣，不是我一個人，所有的人都餓得要瘋了。

解說：從1961年夏天開始，杜高所在的農場就籠罩在大飢餓的恐慌之中。災難首先降落在那些年長者、體弱者和患病者身上，然後是那些像杜高一樣的年輕人。幸運的是，杜高生存了下來。

杜高：我沒有死在那個冬天是個奇蹟，為什麼呢？那年冬天我大量地咳血，血吐得很厲害，沒有藥啊。因為我原來有過肺結核病，不知道是不是肺結核病又犯了，或者是我得了別的病了。但是我並不很恐怖，沒有藥吃，每天還要出工，雖然幹不動什麼活。

有一天早上起來，我忽然覺得胸背疼得手都抬不起來了，這時別人都已經穿好衣服排隊去了，隊長在點名了。哎呀，我動不了了，我不能穿衣服了，我坐在那裡呻吟。這時班長跑了進來，說：你怎麼搞的？就拉我下炕。我說：我今天不行了，我這個胸和背呀，疼得簡直是，手都不能抬了。他說：那也不行。他就用力幫我把棉衣穿上，拉著我去排隊。到了工地，我就靠在冰凍的土坡上。這時隊長過來了，說：你怎麼不幹活？我向他求饒了，哀求他，我說：不是我不願意幹，我實在是不行了，我這個背呀、手呀都動不了。他呵斥我：幹活去！你們這些右派呀，就是會搞這一套，會找理由，你趕緊給我去幹活！你們那些花言巧語，你幹活去！我沒有辦法了，只得咬牙跟著隊伍幹活，實在是幹不動了。

解說：1962年的春天來了。杜高和幾百個右派勞教分子一起轉移到另一個農場接受改造。比起以前的勞改農場，這裡的條件要好得多。

杜高：我記得我剛到那個隊的第一天，來查房的那個隊長看我還躺在炕上，一個罐頭盒子，擺在枕頭邊，因為我晚上咳血，他一看，滿滿的一罐頭盒子血，那個隊長姓高，叫高隊長，他很同情我了，他把眉頭一皺，低聲地說：你不要出工了，你到病號組去。我記得這個話，因為勞動教養以來的這麼多年，這個隊長第一次用這麼和藹的語調跟我說話，這是第一次，我很感激他。那以後，我就沒有出工了。

陳曉楠：大饑饉的嚴冬終於過去，杜高和一群在飢餓年代倖存下來的難友又被帶到了北京南郊團河農場繼續勞教。在“繼續教養三年”的時間裡，杜高忍受各種困苦，希望能夠如期地解除勞教。可是到了1964年，在他勞教期滿的時候，卻沒有人向他宣佈解除勞教的決定。杜高說：這樣算起來，從1958年的不定期勞教，到1961年的延期三年，再到這一次的無限期的延長，組成了我的勞動教養三部曲。在這漫長的十一年半的時間裡，杜高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轄的所有勞改單位，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老號”。每一年，杜高都要填寫一張解除勞教申請表，一張張表格，一年年照抄下來，幾乎一個字都沒變，唯一變動的是杜高的年齡，每填一張，便長了一歲。

解說：時間到了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不過，身處勞改農場的杜高並沒有受到多大沖擊，他從“專政物件”變成了“保護物件”。

杜高：我非常感謝這個勞改農場，因為什麼呢？事情很妙，中央“文革”有一個規定，不許衝擊專政機關，不許衝擊監獄。紅衛兵什麼都可以衝擊，黨政機關、學校電臺，不管什麼地方都可以衝擊，但是有一條，監獄是不能衝擊的。我們那個隊長就跟我們講：你們要好好地老老實實幹活，我們保護了你們。紅衛兵要來啊，聽說這裡有個右派隊，有幾個著名的右派，紅衛兵來了拿皮帶可是要把你們都抽死的。他說：我們攔住了，不許他們來，他們要來了，你們一個也活不了。我們很害怕呀，提心吊膽，還好，我們在這個勞改農場裡被保護起來了。這個事是非常妙的，很有戲劇性的，事物轉到了它的反面了。

解說：雖然杜高並不在“文革”風暴的中心，雖然他在勞改農場得到“特殊保護”，但是這場“革命”還是讓他無時無刻不感到神經緊張，因為國家政治動向的變化，也關係著他的個人命運。

杜高：我從《人民日報》看到文章，《人民日報》一個整版。我看了以後，簡直覺得我這一輩子已經沒有任何希望了。因為什麼呢？到了“文革”，我已經勞改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