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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我老老實實，不敢亂說亂動，加上我的身體也很不好，就在街道上老老實實地幹活，給我多少報酬我就拿多少報酬，要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改造，受到這麼沉重的懲處，就我個人講，我變成了什麼呢？我變成了一個虛假的人。我很謹慎，我得學會去適應這個環境，使人家感覺我是一個很老實可憐的人。貧窮已經使我很衰老了，我變成了一個外表顯得老實可憐、用力壓抑我的內心情感的這麼一個虛假的人。正因為這樣，我獲得了安全，這個社會容忍了我，人們跟我談話，街道幹部找我談話，我先背一段毛主席語錄，然後我再說我最近在幹什麼，我又背一段毛主席語錄。他們認為這個右派分子改造好了，這個知識分子變好了，但是這個我已經完全不是我自己了，所以我最後的結果是“我不再是我”。這就是這個二十五年，從“反胡風”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勞動教養，經過漫長的勞動改造，除了讓我的青春生命死亡，除了讓我的青春年華毀滅之外，把我變成了一個“不再是我”的這麼一個虛假的人。

陳曉楠：1979年，歷經二十四年坎坷，杜高終於獲得了平反。但是，這個時候他已經從一個活潑的青年，變成了一個衰頹的老人了。他被調回北京，在中國劇協工作。1980年春天，杜高結婚，這個時候他已經五十歲了。然而和“小家族集團”的其他成員相比，杜高還算是幸運的。儘管他人生當中最美好的歲月被無情的政治運動摧毀，可是他倖存下來了，而且重新恢復了工作，找到了生活的動力。而他深愛著的那些朋友，卻一個個地先後離開了人世。

解說：杜高的好友汪明，他們曾是朝鮮戰場炮火中生死與共的親密戰友。在青年藝術劇院，他們同住一個宿舍。在“小家族集團”案中，汪明和杜高被列為該集團的首要分子。

杜高：我遇到過汪明一次，大概是在“文革”爆發以後。他比我早摘掉帽子，已經是一個留場就業的職工了，他也在田頭勞動。不知道哪一次收工的時候遇見他了，他有一點行動自由，我沒有自由，我還在勞動教養。他看見我了，走到我身邊來，因為他已經摘掉帽子了，他鼓勵我，他說：你要好好改造，爭取早一天結束教養。然後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煙塞給我，因為我不能買菸。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他見面。他死得非常悲慘，後來就是林彪“一號命令”以後，勞改農場的人都送回原籍，把他送回安徽。他沒有家，他是非常可憐的孤兒，他就被送到安徽的勞改農場去了。最後，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的前兩個月，他死在那個勞改農場裡。我太為他嘆息了，他要多堅持兩個月，得到平反，命運就不一樣了，他的生命也許就可以得救。但是他沒有熬過來。

解說：與汪明不同，“小家族集團”的第三號人物田莊，雖然等來了平反的那一天，不過，也就是那一天，他被送進了醫院。

杜高：他呀，好不容易盼望到平反，1979年的春天，北影通知他——他的關係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北影打電話通知他，在右派改正書上簽字。他盼望了二十多年啊！他騎了一輛破腳踏車就飛一樣地往北影跑了去，簽了字，拿到這張改正書啊，跑回家，回到家裡，當天晚上就嘔血，他不是咳血，不是我那種咳血，是嘔出來的，把他的愛人和小女兒嚇壞了，滿滿的一面盆。他壓抑了二十多年的生命，到了最後崩潰的時刻。他被抬到積水潭醫院。我回到北京後聽說他在醫院，立即去看他，我還是照過去那樣叫他小田，我剛進那個病房，叫一聲小田，他躺在病床上，就一下摟著我的脖子哭了……

解說：幾天後，田莊去世。在田莊臨終前，他送給杜高的妻子這張照片。

杜高：田莊愛人有一天告訴他——這個時候他已經快要死了，她說：杜高要結婚了，要安家了。田莊非常高興，田莊就想到他還儲存著我的一張照片，要他妻子趕緊回去找。那張照片就是現在印在我的《又見昨天》這本書上的，我年輕時的一張照片，1955年我送給他的，我在上面寫著他的名字，我送給他的，我自己都沒有保留這張照片。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很英俊的青年，他就寫了一張字條，把這張照片送給他不認識的我現在的妻子，他寫了這樣一行字：“還你一個真實的杜高”。他怕我的妻子嫌我太老，我的妻子比我小十幾歲，因為那個時候我非常衰老，非常憔悴，他怕我的妻子嫌棄我，所以說“還你一個真實的杜高”，他用了這麼一個禮物送給我的妻子。

解說：羅堅，在杜高的朋友中間，算是他們心目中的老黨員、老幹部。“小家族”問題爆發前，他擔任中央歌劇院樂隊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