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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這時，我們機關裡已經開始“反右”了。從“鳴放”忽然變成“反右”。“反右”第一個揪出來的人就是羅隆基，因為羅隆基建議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要為“肅反”的無辜者平反。汪明是個很天真的人，是個很單純的年輕人，他一看這個形勢，馬上就來跟我講，這可不得了，我們不能跟羅隆基弄在一起呀，我們得來一個表態，就是說，我們只是對機關裡面的“肅反”整了我們，發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見，我們和羅隆基那樣整個地反對共產黨可不一樣，我們是擁護共產黨的。汪明是想在這麼一個氛圍裡來挽救自己，就跟我兩人聯名寫了一張表態的大字報貼了出去。真是很可笑，很可悲，很可憐。我們想挽救自己的命運，兩個小青年，想在這麼一個大運動裡面，做一點努力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實際上當然是挽救不了的，而最後就成為人們拿來批判我們、嘲笑我們、謾罵我們、諷刺我們的一個反面材料。

解說：對杜高來說，1957年春天發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吳祖光被打成戲劇電影界最大的一個右派。

杜高：如果從個人關係的接觸講，吳祖光跟我們的友誼更密切一些，因為他的家裡更好玩，新鳳霞對我們又非常好，他家裡文化氣氛非常濃郁，所以我們非常喜歡到他家裡去。我們叫他祖光大哥，他叫我們小弟弟，他們住的那個院子裡，還有黃苗子、鬱鳳夫婦，電影家戴浩和音樂家盛家倫。

解說：多年來，吳祖光、黃苗子他們和這群年輕人一直保持著純真的友誼。當聽說杜高他們在“肅反”運動中被當成反革命關起來審查批鬥後，吳祖光還在一些場合為他們說過公道話。因為在他眼裡，這樣可愛的一夥年輕人被看成是反革命分子，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不過，也正是吳祖光的這種率真給自己招來了大禍。1957年，他在整風會上一個誠懇而委婉的發言，被冠以《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的標題發表在《戲劇報》上。最後吳祖光、黃苗子、丁聰等人被打成了“二流堂”右派集團。

杜高：到了“反右”，吳祖光一下被揪了出來。他一打成右派，災難就又一次落到了我們的頭上了。就把這個“小家族”，就是原來想掛到胡風那裡，以胡風為首的這麼一個外圍小集團，“肅反”時沒有掛上，現在正好接上吳祖光這個“二流堂”的小集團了，這個很順理成章了。那麼“反右”運動，“小家族”就變成吳祖光為首的一個小集團了，而這個小集團被定性為“二流堂”的第二代。“二流堂”的人是一群老藝術家，黃苗子、丁聰等現在都是八九十歲的人了。他們這樣做要證明什麼呢？要證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共產黨的鬥爭、和無產階級的鬥爭，是長期的尖銳的，資產階級也需要接班人，你看他們的接班人就是杜高這批人了，原來黃苗子、丁聰、唐瑜、吳祖光這一批文化人，在重慶抗日戰爭的時候，就跟無產階級對抗，現在他們到了新中國了，到1949年以後，他們培養了他們的第二代，就是這個“小家族集團”，準備繼續和共產黨鬥爭下去。這樣，這個罪名就成為“小家族集團”最後的政治結論。

陳曉楠：“反右”運動開始之後，位於北京城中王府井大街的文聯大樓，成為文藝界“反右”鬥爭的中心戰場。1957年夏季裡炎熱的三個月，在杜高看來，也是大批判烈焰沖天、令人窒息的日子。文學界的“丁、陳反黨集團”，戲劇電影界的“吳祖光右派集團”，還有美術界的“江豐反動集團”，就在這座大樓裡被輪流批判。杜高雖然已經受過一次“肅反”運動的錘鍊了，批判者們也斥之為“頑固的年輕的老運動員”，但是這樣一種驚天動地的鬥爭大場面，還是不斷地讓杜高感到心靈戰慄。

杜高：幾千人啊，當著幾千人的面，你沒有申辯的權利！你只有聽人家的。哎呀，那個臺上發言的人義憤填膺地揭發你的罪行，臺底下就一片嘖嘖聲，表示憤慨，表示吃驚，臺上的人就更加來勁，全場怒吼聲響成一片。這樣子的吼聲啊，在當時是使人靈魂都要顫抖的，是很有威力的。

解說：對“小家族”的批判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共青團中央禮堂召開的有兩千人參加的群眾大會。當時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還拍攝了新聞片。

杜高：因為那個時候正在搞一部“反右派鬥爭”紀錄片準備放映。這裡還有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就在這個會開完以後，第二天早上，有一個老先生，叫陳北鷗，也在文聯大樓，跟我一起工作，他用眼神把我叫到廁所裡，悄悄地告訴我說：周總理救了你。我說：怎麼了？他說：周總理昨天審看那個電影的時候，說，哎哎，都是年輕人，要挽救，這個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