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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是1958年4月送去勞教的，勞教期規定三年。但到了1961年4月，公安局又宣佈懲罰他繼續勞教三年。這張繼續勞教的批示表收錄在已出版的《一紙蒼涼》中。批示很嚴厲：“表現很壞”“不靠攏政府”“散佈反動言論”等。李輝曾就這個處分向杜高提問。杜高有一段回答：

“聽了這個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只有我一個右派定期三年。散會後，負責管教我的李幹事同我談話，他抽著煙，眨巴著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話問我：‘你知道為什麼定你三年嗎？’我回答不知道。他發怒了，一條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煙噴到了我的眼睛裡，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了一聲：‘這時候想哭了不是？遲了！當初罵我們的時候怎麼不想想？你以為政府不知道是嗎？你罵我們是沙皇的獄吏，你太反動了，告訴你，我們是革命的幹部！’我低下頭，不再申辯。因為申辯已經沒有用了。我明白過來，就憑著一個小青年的一個彙報，既不用調查核實，更不用經過法律程式，就決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運。”（《一紙蒼涼》48頁）

杜高先生的記憶很準確，這個“小青年”的告密原件，就裝在我手邊的這冊檔案裡。我把影印件給他看了。這個青年叫徐福明，原是大學生，因偷竊被判刑勞改。他想讀書，杜高很同情他，還想幫助他，但這個人卻表面和杜高親近，暗地裡專門寫告密材料，以陷害他來換取政府的信任。《一紙蒼涼》中已披露了他寫的材料，但收入這冊裡的這一份，卻使杜高加罰了三年勞教。這個“小青年”惡意地揭發杜高罵管教他的李幹事“不過是小警察，以前叫獄卒”，李幹事怎能不暴怒起來，怎能輕饒過這個張狂的右派呢？儘管杜高立即上交了一份五千多字的申辯和檢查，也已挽救不了自己的命運，他很快就被送到另一個農場去繼續改造了。

我從檔案裡還看到一封1960年12月17日杜高寫給母親的信，被扣發並當作材料入檔。其實這是一封很平常的家信，是兒子安慰母親的信，流露著思戀母親的感情。只因為在信末寫了“最近看到報刊批判巴人文藝思想，涉及魯迅的人道主義”這麼一句，就被檢查信件的管教人員用紅筆重重地畫了一條槓，信便裝入了檔案袋。兒子和母親就這樣被隔斷了音訊。從這裡也可以看到當時對右派勞教分子思想鉗制之嚴厲。

從1961年4月加判三年勞教後，杜高和一大批新收容的勞教分子被送到了清河勞改農場。他兩腿浮腫，大量咯血，瀕臨死亡，熬過了難以想象的大饑饉的年月。這以後，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杜高的檔案裡主要是他寫的冗長的思想檢查、請罪書和改造總結，共有四十一件。也有四份是他反映周圍的人埋怨吃不飽飯的言論，但並沒有裝到那些人的檔案裡去，反而裝進了杜高的檔案裡，這大概是因為那幾個人都不是右派，說幾句牢騷話對他們無關緊要，而對於一個右派，就可以看作是他的“改造表現”的緣故吧。

又有一份告發他的材料，杜高先生看了後十分傷感。他悲嘆地說，這種囚徒之間的互相撕咬和陷害，看起來是一些個人的舉動，其實都是在改造者的驅使和脅迫下進行的，這是在那個特殊的環境中的一種特殊的管治方法。

1966年8月“文革”爆發後，右派勞教隊檢查物品，這次檢查的重點是有人檢舉右派隊里正在傳閱著一本手抄的小說，作者張志華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勞教後從農場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學林昭（林昭後來在“文革”中被秘密處決）。那時林昭正患重病，從監獄保外就醫。張志華和她有過最後的一次長談。不久張志華被公安局抓回農場。他關在禁閉室裡，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下了他的這一段驚心動魄的逃亡經歷。張志華是一個很有文學才能的青年，他的這篇作品被秘密地傳閱著。管教人員搜查物品時，全隊人員已出工勞動，只剩下幾個病號留在隊裡。杜高那時正在生病，沒有出工，隊部便交給他任務，要他寫一個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劇本。他趴在炕頭寫著，稿紙散亂地攤在炕上，稿紙下面就藏著張志華的那個筆記本。檢查躲過去了。他把筆記本悄悄還給了張志華。但沒有想到這天病號組裡還有一個病號，這件事沒有躲過他的眼睛，於是他寫了一個秘密報告交到隊部揭發杜高。這個報告的原件和小組會批判杜高的記錄，都在這本檔案裡看到了。

杜高檔案中記錄的1959年“大躍進”以後的三年大饑饉歲月，勞教右派們所經歷的苦難、折磨和死亡的悲劇，使人們驚駭和心靈震顫。杜高經歷的那“兩個窩窩頭事件”，最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殘酷的生存環境對一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