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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缺頁也在這冊檔案裡找到了。因此我確認只有把我得到的這一冊補充進李輝先生收存的檔案中去，才是一部最完整的杜高檔案，也才是迄今為止五十五萬個不幸的右派留在人間而被我們發現了的唯一的一部未經任何改動的政治檔案。我慶幸我發現了這遺落的一冊，沒有讓它丟失掉，為歷史儲存了一份珍貴的原始資料。

《杜高檔案》包含了整整一個歷史時期的真實而又豐富的文字記錄，為研究中國的政治運動史提供了最為可靠的文字根據。它包含了從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到“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一個青年右派遭受的長達十二年勞動教養的漫長曆史過程的全部內容。許多運動後面的“機密”，比如專案組向上級的秘密報告，領導人的內部批示，“反右”運動中上級規定的發言提示等等，都可以使我們真正懂得這些政治運動是怎樣有預謀地殘酷地毀滅著一個人，一個無辜的青年，怎樣地製造著冤案。人們從這部檔案確實可以最真切地認識一個歷史時代。歷史不是抽象的，只有從一個人的具體的遭遇中，才能最深刻地認識歷史的本質。

我忘不了1997年11月底的那個週六，我在出國前突然想起再去一次潘家園舊貨市場。在一個毫不起眼的出售“文革”書報雜誌和內部學習材料的小書攤上，我無意中看到角落裡有一個大塑膠袋，裡面露出一些發黃的紙張，我讓攤主遞過來看看，一翻開就看到了貼在囚犯登記表上標號“0115”的青年杜高的頭像，那茫然困惑的目光和顯出驚恐的面部表情，頓時使我的心抽搐了起來，喚起了我強烈的同情。我忍不住又接著翻看那一份份告密材料，一篇篇檢討書認罪書，一頁頁思想彙報和改造評比記錄，整冊檔案二百五十多頁，共收集了長達十二個年頭的勞教時期的各種入檔材料九十七份，直到1969年11月4日杜高勞教結束，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長沙後，向當地派出所寫的一份思想彙報材料。裝訂成厚厚一冊，檔案封面蓋有“北京市公安局團河農場”的圓形公章。

讀了《又見昨天》以後，我對杜高先生的政治遭遇才有了全面的瞭解，書中提到的一些細節，我也在手邊的這冊檔案裡找到了證據。

因此，我最急切的一個願望，就是儘快地能和杜高先生見面，告訴他在澳洲還有一冊他的檔案的原本。我還想透過媒體把這個訊息告訴國內更多的讀者。我終於在2006年的11月底，實現了這個願望。我回到北京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杜高先生。我很順利地打聽到了他的住所。雖然我早已從照片上認識了他，但當我真正走近他的身邊，握緊他的手時，我仍然感到了一種由衷的喜悅和激動。我不想叫他太感意外，他畢竟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我更不忍心讓他被歷史傷痕又一次刺痛。

我坦誠地告訴杜高先生，像我這個年齡的人，讀這樣一本沉重的檔案，心情是很複雜的。因為許多歷史現象今天的人們很難理解。我在異國他鄉的靜夜裡，翻讀著這一頁頁蒙上厚厚歷史塵埃的文字，面對著一個在電網高牆下熬過了十二年之久的年輕生命，我簡直不能想象，一個人怎麼能在這樣一個窒息的空間生存下來。一個生命怎麼能承受得了這麼多的苦難：飢餓的折磨，體力的重負，無情的批鬥，沒有終止的請罪和對靈魂的自我鞭撻，特別是那種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膽和政治恐懼，被逼迫的說謊和被禁錮的思想……我常常一邊讀著一邊哀嘆，不僅為杜高先生，更為這些文字記錄下的、確真在我們的歷史生活中發生過的這一切。

讀這本檔案更使我心靈震撼的，是在強權的壓迫下人性的畸形扭曲。在那樣一個極端嚴酷的生存環境中，人性自身暴露的軟弱、自私和卑怯，同是受難者，卻不惜出賣他人來挽救自己。囚徒們的互相廝殺，告密成風，是勞改場所的一個最奇異的歷史現象。僅在我手邊的這冊檔案中，檢舉杜高的材料就有二十一件。每當我讀著這一份份告密材料時，都禁不住心靈顫慄起來。

當我把帶到北京的部分檔案的影印件展開在杜高先生面前時，我看到他的手微微地顫抖著，他輕輕地嘆息著低下了頭，神情緊張地翻看那些背地裡陷害他的告密材料。我知道有些材料當年對他的打擊是致命的。我無意間竟發現老人的眼神裡閃現出一絲恐懼，那是一種沉潛在內心深處的政治恐懼。只有當我看到了這個眼神，我才真正明白歷史對人的傷害有多麼深刻。

在我和他的平靜的交談中，他也提到即使是現在，他還不時地在夢中回到勞教隊，從夢中驚醒。連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幾十年過去了，平時想都不願想，怎麼還會夢到那裡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