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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分子精神人格尊嚴的踐踏和摧殘。那是在1960年冬天飢餓的日子裡，一次由杜高為小組打飯，恰好有一人沒來，多餘了兩個窩窩頭。杜高沒有及時送回伙房，他有過吃掉它們的念頭，但他又不敢吃。正在這時，管教幹部發現了這兩個沒有退回的窩窩頭，對他進行追問，他立即作了口頭檢查，但管教幹部不罷手，又召開小組會，發動勞教犯對他進行批判，再責令他寫出書面檢查。在那個寒冷和飢餓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監舍鐵門外站著荷槍的警衛，杜高便在昏暗的燈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撻自己的靈魂，坦白交代自己內心深處的犯罪苗頭，批判自己的“可恥”“惡劣”“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階級本性，再從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批判到剝削階級的剝削意識——杜高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的《檢查》共有四頁，前三頁和小組會批判他的記錄都收在李輝編的《一紙蒼涼》中，第四頁夾在我發現的這本檔案裡了。

在《一紙蒼涼》中還有一些遺落的文稿，也在我收藏的這冊檔案裡找到了。比如杜高寫的兩篇改造小結，《一紙蒼涼》中只收錄了小組會對小結的評論意見，沒有小結的原件。巧的是這兩篇長長的小結也訂在我收藏的這冊檔案裡了。

經過了漫長的勞教歲月的磨難，我們看到杜高的身體已受到嚴重的創傷。檔案裡儲存了1966年農場醫院的診查單和病情報告兩份資料。他那時已患有重病。到了1969年，他已經對自己的前途完全絕望了。在《又見昨天》中他曾說“我不再是我”，他已經失去了自我，在精神上已經死亡。

可是在這冊檔案裡，我發現了一份1969年10月2日一位同他關係不錯的難友揭發他的“反動言論”的材料，這是最後的一份材料，因為11月4日他就離開農場遣送回原籍了。這位難友這樣寫道：“杜高對我說：我們過去（解放前）等待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新時代來到了，但是現在我們又要等待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杜高先生看到這份材料後沉吟了許久。他對我說，時間過去了快四十年，當時是怎麼說的一點也想不起來了，這位難友寫這篇揭發材料的動機，也猜想不出來了。但這是一句知心話，在那樣一個嚴寒的時代氛圍裡，只能對信得過的朋友才會說的一句真話。也許那時候我們的內心深處確真閃動著一個朦朧的希望，祈盼著有一天能結束這個苦痛的年代，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也許正是這個希望支撐著我們活了過來。

我讀完《又見昨天》後很受感動，便在澳洲華人電臺連續播送了這本書。許多老年華人聯絡自己的經歷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很多年輕人也紛紛要求重播。我把一盒錄音帶贈送杜高先生留作紀念。我請他為我寫一張字帶回澳洲。他笑著對我說，他不是書法家，字寫得不好，從沒有給人寫過字。我一再要求他，只是作為紀念，他才答應了。

2007年2月9日，我回澳洲前去辭別杜高先生，並對他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錄音訪談，準備在澳洲華人電臺播出。和他的親切會見和深入的交談，都是我終生難忘的。

最叫我高興的，是杜高先生把一幅已經裝裱好的字送給我作紀念。我展開卷軸，讀到了這樣一段話：“前代知識分子的政治磨難和精神痛苦，必將喚起後代人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的現代民主。——有感於麗江先生收藏《杜高檔案》的勞改卷冊”。

我默默地誦讀著，領略著它的深意。

2007年5月於澳洲

（原載《老照片》2007年第五十五輯）

李輝

①抗戰時期，從上海等地轉移到重慶的文化、戲劇、電影、美術、新聞界人士吳祖光、丁聰、呂恩、張正宇、張光宇、盛家倫、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沒有落腳地，回國參加抗戰的愛國華僑唐瑜為他們搭了一座竹結構簡易房。周恩來指派夏衍經常去關照他們，他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們。黃苗子、鬱風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1943年1月，重慶《新華日報》紀念創刊五週年；舉辦文藝演出晚會。戲劇家歐陽山尊、李麗蓮夫婦演出瞭解放區的著名歌劇《兄妹開荒》——勤勞的妹妹改造好了不愛勞動、有點“二流子”勁的哥哥。由於借住在唐瑜竹製簡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沒有固定職業，過著近於流浪式的生活，對“二流子”一詞又頗感新鮮而有趣，遂相互對稱“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們，也說了句玩笑話：“我看你們這裡就叫作‘二流堂’吧。”還隨興題了塊匾。這便是“二流堂”的來歷。

《一紙蒼涼》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