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頁)

一個秘密報告交到隊部揭發我。這個報告我在這冊檔案裡看見了。看到這個報告，我的內心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深深的傷感，在那個殘酷的環境裡，改造者利用人性的弱點，發動右派囚徒們互相揭發和互相撕咬，今天回想起來，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管制方法。

現在可以說，一部約有五十萬字的完整的《杜高檔案》留存了下來。它是迄今為止被發現的唯一的一部未經任何改動的右派分子的原始個人檔案。歷史是具體的，歷史的本質只能從人的命運中去認識。正因此，這部個人檔案也就成了人們認識一個歷史時代的最為可靠的文字根據。

《一紙蒼涼》和《又見昨天》出版後，我讀到了許多篇談論它們的文章。人們認為這部檔案為研究和了解20世紀後半期中國社會的政治管治機制和方式，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歷史證詞”。比如人事檔案制度，一本檔案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命運，而他本人卻毫無知情的權利，只能隨“組織”評說裁決。又比如勞動教養制度，其實與對罪犯實施勞動改造並無實質性區別，但非國家司法機關的任何一個單位，大至黨政機關，小至所謂群眾團體、學校、商店——都可以任意施行專政的權力，可以不經任何司法手續，就把一個無辜的人送進監獄。

人們從檔案中看到，1955年胡風事件爆發，凡是讀過胡風的書的讀者，無不被迫交代和檢查思想，有的就要受審查。僅僅因為我和胡風集團的作家路翎是同事，關係友好，就要把我關起來“隔離審查”，失去自由一年零七個月。搜查審看我所有的私人書信和日記，白天黑夜連番“追查批鬥”，專案組圍攻審訊，以“逼供信”強迫坦白認罪。任意把暴力專政手段引入個人的日常生活，用對付敵人的方式打擊普通人民。

人們看到“肅反”運動中厚厚的一堆機密材料，都是追查我和幾個年輕朋友的友誼和交往。目的是要挖出一個小集團，揪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今天看來是年輕人特別是從事藝術工作的年輕人最平常不過的生活內容，在那個極權時代恰恰是不被允許的。除了黨團組織，特別忌諱人們相聚一起。“肅反”中全國追查各種小集團，我和幾個朋友被指控為“小家族集團”，從追查我們的一言一行，追查我們寫作的作品，再擴大到追查我們的歷史，然後把它們都附會成反革命性質。檔案裡收存的那一冊“反右”運動中專案組編寫的在內部傳閱的《有關“小家族”的材料彙編》和《“小家族”辯論會發言提示》，就是強迫人們按照預定的意圖，把小集團歸入吳祖光的“二流堂”，而進行大批判的一個最典型的例證。

人們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事實：在那個專制時代，一個人不僅可能因思想言論獲罪，連年輕人最起碼最基本的生活權利都受到干涉和侵害。人的個性遭到壓抑，友誼、親情、愛情、聚會——都被禁忌排斥，都被指控為資產階級的腐朽行為。人們只能生活在一個模子裡，匯聚到一個組織中，只允許愛領袖一個人，只允許把思想統一到一個頭腦裡。這就是檔案活生生地展示的那個時代政治管制的一大特點。

最為人們悲嘆的，是檔案中輯錄的大量所謂“坦白材料”“檢舉材料”“交代材料”“揭發材料”“彙報材料”——有的是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和我的朋友們在壓力下無奈地寫的揭發和交代材料，有的是我所在單位的一些同事為表現政治積極，對我的攻擊和陷害；有的是在勞教隊裡，囚徒之間的互相攻擊和撕咬。看起來這都是一些個人的舉動，實質上都是在所謂組織的驅使脅迫下進行的。這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特殊的政治管治方法，普遍運用在政治運動中。今天你整了我，到了明天，你也一樣淪為被整者，在我的檔案中留下了名字的那些曾經是運動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們，到後來的“文革”中，幾乎無一倖免地遭受了更為悲慘的結局。人們會問：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之間搞得這樣四分五裂、互相仇恨、人人自危，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檔案中記錄的1959年“大躍進”以後的三年大饑饉歲月，勞教右派們所經受的苦難、折磨和死亡的悲劇，使人們驚駭和心靈震顫。一些文章引用我經歷的那個“兩個窩窩頭事件”，來論述在那個殘酷的生存環境中對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人格尊嚴的踐踏和摧殘。那是在1960年冬天飢餓的日子裡，一次由我為大家打飯。恰好有一人沒來，多餘了兩個窩窩頭，我沒有及時送回伙房，我確實有過吃掉它們的念頭，但我又不敢吃。正在這時，管教幹部發現了這兩個沒有退回的窩窩頭，對我進行追問。我立即作了口頭檢查。他不罷手，又召開小組會，發動勞教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