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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揭發批判，再責令我寫出書面檢查。在那個大飢餓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監舍鐵門外站著荷槍的警衛，我便在昏暗的燈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撻自己的靈魂，坦白交代自己內心深處的犯罪苗頭，批判自己的“可恥”“惡劣”“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階級本性，再從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批判到剝削階級的剝削意識——小組會的批判記錄和我的這篇檢查，都作為罪證裝在我的檔案裡，我的這篇檢查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了四頁，前三頁收在《一紙蒼涼》裡，最後一頁現在也在麗江儲存的這冊檔案裡發現了。

一位評論家看了這些材料後寫道：“讀到這裡，人們怎能不為之悚然？從這個小小的荒誕劇，大致可以想象到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對於不曾在那個環境裡生活過的人，當然是不能真切體驗和想象得到的。所以當你們研究或評論這段歷史時，請對這些受盡苦難的人給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譏笑他們的軟弱和屈從，責難他們的無所作為。”（丹晨：《為了明天——關於杜高的〈又見昨天〉》）

這就是我在前面說過的使我深受感動的當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

經過了長期的囚禁、摧殘和折磨，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一個有尊嚴的人，終於被扭曲、虐殺，被可怕的政治車輪碾成碎片。在我的檔案中，人們讀到最多的文字，是長篇累牘地“向毛主席請罪”“求毛主席寬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這一類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人們說的“匍匐在改造者的腳下，辱罵自己，表示悔改，頌諛天王聖明，感激領袖隆恩”的奴隸式的表白。這些文字是個人迷信時代的產物，只有當我發誓做一個奴隸，才賜給了我那張解除勞教的批示表。

我說過，經過了十二年高牆電網下的強制改造，我已經不再是“我”。我從一個生氣蓬勃的青年變成了“一個世故的人，一個學會了應付周圍環境的人，一個沒有表情的人，一個被貧窮折磨得衰老的人，一個外表顯得老實可憐而內心一直在用力壓抑著情感的人，一個虛假的人”。（《又見昨天》193頁）

在當權者看來，這也許就是思想改造的“勝利”；而對於一個人，則是自我的徹底毀滅。

一個歷史時代的本質就是這樣決定著一個知識分子的人生命運。我不是五十五萬個右派中遭遇最慘的人，比我悲慘的人何止千萬，他們的檔案都被燒光了嗎？我們應該尋找更多的“歷史的證詞”，把它們留給後代。

五十年後的今天，歷史的天空仍在迴響著五十年前有識之士呼喊民主、自由和法制的聲音，只是今天的民主理念和訴求更具有現代形態。中國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們，理應站在新世紀的高度深刻反思歷史，推動中國向民主化的方向更快地進步。

但是由於中國文化傳統缺乏懺悔理性，中國的政治家們向來把懺悔看成恥辱，缺乏承認自己的歷史錯誤的勇氣，他們決不肯向受害者道歉。由此更顯示出今天這個研討會的意義，希望它對中國的歷史反思和政治文明的進步產生積極影響。

《又見昨天》出版後，一位很有見地的女作家張抗抗寫了一篇文章，她在文末寫了這樣一段話：“這本書尤其讓我們警覺：一個不善於在‘今天’拷問‘昨天’的民族，是沒有‘明天’的。”

她說得多麼好啊，請允許我借用她的這段話結束我的發言。

謝謝各位。

（2007年6月29日在一次關於“中國當代

知識分子的命運研討會”上的發言）

失敗的“劇本創作室”

新中國成立六十週年，是一個喜慶的日子，也是一個喚起人們歷史記憶和促使人們沉入歷史反思的日子。在這六十年中，我們經歷了兩個不同命運的三十年。沒有前一個三十年的災難和痛苦，也就不會有第二個三十年的覺醒和進步。因此，我們應該相信，歷史的記憶往往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忘卻則意味著倒退。

記得在1953年初，文化部決定成立一個劇本創作室，將所屬的幾個劇院的劇作家集中起來，加強對戲劇創作的領導。這個創作室以原中央戲劇學院創作室人員為核心，再加上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中國兒童藝術劇院、中央歌劇院和其他單位調來的幾位創作幹部。戲劇學院創作室人員最多，力量最強，大多是從延安和老區來的黨員作家，主要成員有：賀敬之、趙尋、藍光、賈克、劉滄浪、魯煤、喬羽、張篷、李悅之、王命夫、黃悌、李建慶、楊哲民等；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室的成員則有李之華、路翎、汪明、李維時、杜高；中國兒童藝術劇院調來的是在延安寫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