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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個人的政治遭遇來說，從上世紀50年代的“反胡風”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長達十二年的勞動教養，直到1979年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我經歷了整整二十四年的坎坷歲月，經歷了整整一個時代的磨難。而在上世紀末，奇蹟般出現的一部《杜高檔案》，也就成為我在那個特殊年代的一份特殊的歷史遺產了。╋米╋花╋書╋庫╋&nbsp；__

在中國，一部這樣完整的個人政治檔案流落到了民間，在舊貨市場上出賣，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因為中國的檔案制度是極其嚴密的，“文革”結束後，右派改正，所有運動中的材料都已全部銷燬。沒有想到獨獨留下了我的這部檔案，不但沒有燒掉，十八年後，居然出現在北京一個著名的舊貨市場當作商品出賣。它被年輕學者李輝發現併購得了。這當然是令人震驚的奇蹟。這部檔案跟隨了我二十四年，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它對於我，既是神秘的，也是可怕的。當我第一次面對這部帶著厚厚的歷史塵埃的檔案時，我的靈魂的確顫抖了。

它使我看到了政治運動後面的“機密”。專案組向上級的秘密報告，領導人的批示，“反右”運動中專案組預先設定的批判發言的提示等等，我這才真正懂得了這些運動是怎樣有預謀地、殘酷地毀滅著一個人，一個無辜的年輕人，怎樣地製造著冤案。

2004年，李輝先生把檔案的原始文字以《一紙蒼涼》為書名，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我又寫了《又見昨天》一書，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入《百年人生》叢書出版。這兩本書引起了海內外知識界的關注。

我要坦誠地說，為了這部個人檔案的公之於眾，我盡了最大的意志力，重又承受了一次精神的煎熬。我不想遮掩自己，我願意袒露我所有的難堪，連同我有過的屈辱、過錯和醜惡，把五十年前那個歷史環境中的真實的自我，赤裸裸地展露在世人面前，還原歷史的真相。

感謝人們，並沒有因這兩本不堪一讀的書嘲笑我和蔑視我，人們理解了我，甚至憐憫我，因為他們從我而認識了一個歷史時代。當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感動著我。

但我沒有想到，已經出版的檔案文字還不是我的檔案的全部，還遺落了一冊勞教時期的檔案材料，這一冊被另一位定居澳洲的語言學者麗江先生在上世紀末也是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並收藏，帶到澳洲去了。他是在看到國內出版的那兩本書以後，在2007年春節回國時找到我，給我看了那冊檔案的目錄和部分影印件的。

這冊檔案裡收有九十七份勞教時期的各種材料，二百五十多頁，十餘萬字。內容包括1958年4月18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從文聯機關帶走後，在一張囚犯登記表上印下的手掌紋和手指紋，以及公安局當時拍下的標號“0115”的我的一個頭像。還收存了檢舉揭發我的材料二十一份，批判會和改造評比會的記錄十八份，其他材料十多份。最後一份材料是1969年11月4日我被勞改農場遣送回原籍後，寫給當地派出所請求勞動的報告。

這冊檔案記錄了我的整個勞教過程，是已出版的《杜高檔案》遺落下來的重要一冊，其中有幾份告密材料對我的打擊是致命的，我沒有想到五十年後還能看到它們的原件。

比如1961年4月，我已滿勞動教養三年，公安局又宣佈給我繼續勞教三年的懲罰，管教幹部聲色俱厲地呵斥我，說有人揭發我罵他們是“沙皇時代的獄卒”。我無權申辯，只得低頭認罪，接受懲罰。現在我看到了這份可怕的檢舉材料的原件。

又比如1966年8月，“文革”爆發後，右派勞教隊檢查物品，這次檢查的重點是有人檢舉右派隊里正在傳閱著一本手抄的小說，作者張志華是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學生，勞教後從農場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學林昭（林昭後來在“文革”中被秘密處決）。那時林昭正患重病，從監獄保外就醫。張志華和她有過最後的一次長談。不久張志華被公安局抓回農場。他關在禁閉室裡，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下了他的這一段驚心動魄的逃亡經歷。張志華是一個很有文學才能的青年，他的這篇作品在秘密地傳閱著。管教人員搜查物品時，全隊人員已出工勞動，只剩下幾個病號留在隊裡。我那時正在生病，沒有出工，隊部便交給我任務，要我寫一個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劇本。我趴在炕頭寫著，稿紙散亂地攤在炕上，稿紙下面就藏著張志華的那個筆記本。檢查躲過去了。我把筆記本悄悄還給了張志華。但沒有想到這天病號組裡還有一個病號，這件事沒有躲過他的眼睛，於是他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