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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汪明是在1958年4月，戴著“極右分子”的帽子，從劇協送進監獄的。據說創作室的其他作家們，包括那些運動中特別積極的人們，隨後也都紛紛調離劇協，有的回劇院，有的調到外省市的劇團去了。我的命運是漫長的勞改，而他們等到的，又是一個接著一個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他們無一倖免地遭受了更猛烈的衝擊，有的人甚至在運動中慘死。劇協蒙受了資產階級“裴多菲俱樂部”的罪名，被無情地砸碎了。最令人悲痛的，是深受廣大戲劇工作者敬愛的田漢先生竟被迫害致死。這是劇協歷史上最為刻骨銘心的一幕悲劇。

1953年劇本創作室成立時，我還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我充滿著對未來的嚮往，充滿著對戲劇藝術的熱愛，並且發憤地寫作。記得1953年春，我和老作家賈克一同到青島的工廠去體驗生活，他到了郝建秀工作過的國棉六廠，我到了造火車頭的四方鐵路工廠。半年後我寫了一個劇本，題作《祝福人們》。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我有一種創新的願望，很想突破當時文藝創作上的公式化，寫出一點新意來。我想以安全生產為題材，呼喚人愛人，呼喚尊重人的生命。我把劇本帶回北京後，先請青藝的導演孫維世及同住一樓的作家路翎和汪明看，沒想到他們給這個很幼稚的作品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因此我把劇本送給創作室的主任陳白塵審閱。白塵先生那時住在東總布衚衕作家協會的院子裡，還兼任著《人民文學》副主編的工作。大概是他看完後，轉給了創作室的賀敬之、藍光、王命夫等人傳看，聽取意見。沒想到這幾位認為這個劇本的思想傾向有嚴重錯誤，作者是在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提倡抽象人性論和人類之愛，提出了很尖銳的批評意見。白塵先生聽到了對這個劇本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後，有些為難，為了慎重，他把劇本送給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先生看了。荃麟、葛琴夫婦是我敬愛的前輩，我認識他們很早，還是在1942年的桂林，那時我才十二歲。荃麟先生在桂林文化供應社編了一本通俗刊物，叫《新道理》，他的助手是年輕的林澗青先生（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宣部副部長，粉碎“四人幫”後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據說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會上的祝辭就是由他起草的）。我常去文化供應社，是木刻家溫濤和餘所亞先生叫我去參加他們製作的木偶劇的排演。有一次我帶了一篇習作給林大哥看，沒想到他在《新道理》上發表了出來，這激發了我以後對寫作的極大興趣。1946年，葛琴先生在武漢《大剛報》編副刊，我那年讀了馮亦代先生翻譯的美國女作家威廉·海爾曼的劇本《守望萊茵河》，便寫了一篇劇評，投寄給葛琴先生，她給發表了。1949年以後，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字，特別是1951年我在《文藝報》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想必兩位前輩對我的成長是關注著的。荃麟先生看完劇本後，又聽說有不同意見，他決定由作協出面召開一個小型的討論會，會議由他主持。19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在東總布衚衕22號作協的小會議室裡開會，陳白塵先生和創作室的賀敬之、藍光、王命夫、路翎、汪明等好幾位作家都在會上發了言，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持否定態度的幾位作家的發言，他們對這個劇本的批評都提到了政治思想的高度，用詞也都很激烈。最後是荃麟先生講話，我已經記不起他的原話來了，只記得他的態度很溫和，語調很親切，既提了批評意見，又對作者很愛護。我是受到了感動的。記憶最深的，是那天見到了葛琴先生，她端了一把椅子靠門坐著，一邊笑著對我說：“我是來旁聽的，學習學習。”她那時正在寫電影劇本。

我寫這一節往事，是為了使人們瞭解一點1953年文藝界的氣氛，瞭解一點從一個作品引出的兩種批評意見，而邵荃麟先生在那時主持作協工作，又是怎樣對待一個青年作家和一部有爭議的作品。

我接受了幾位黨員作家的嚴厲批評，拋棄了這個作品，決定再投身到火熱的生活中去磨鍊自己。

1954年春，我先去了武漢長江大橋建築工地，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點散文作品，同時又在《長江文藝》上發表了一篇讀劇隨筆《單純和美及其他》，在這篇文章中有這樣一些文字：“藝術的力量全在於真誠，而真誠便是最大的美。生活原來就是這樣樸素地、自然地表現著自己的美的。而藝術越能接近生活，就只會越單純、越平易，越使人親近，越使人覺得它美好。”“應該多從生活的平常現象裡去認識它的意義，應該多從人民的純樸的愛情裡去感受詩情的理想和美。我們的很多作品常常是由於太明顯地看出了作者的‘宏大志願’而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