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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習來華

早在清末興辦學堂之始，日本就開始了向中國派遣教習。1896年，京師同文館聘用日人杉幾太郎為教習，1898年杭州蠶學館聘用了日人轟木長和西原德太郎為教習。進入20世紀後，日本更加主動和積極地實行向中國派遣日本教習的政策。

1900年，日本人辻武雄在《###教育改革案》中提出，在中國“以講習日本語言尤為主腦，何則？日本、###二國，由有鄰邦之誼，同文之便，可以互相觀摩。中學堂以上可以日本語為必修科，以英語為隨意科。”“至若聘外人教習一事，日本人及歐美人孰便孰不便，孰利孰不利，則餘尚有意見，請待他日論之。”言雖未盡，而力主向中國派遣教習之意則是明顯的。

1901年2月，在北京創辦東文學社的中島裁之透過吳汝綸與李鴻章見面，力陳延聘日本教習到中國的種種好處，請求聘任兩千名日本教習來華任教。李鴻章表示贊同。中島裁之《東文學社紀要》，1908年。1902年3月，日本《教育時論》雜誌發表《對清教育策》一文，主張：“清政府欲打破多年來形成的弊端，實行新政，僅靠本國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必須招募國外的有識之士，在其左右獻計獻策，籌劃經營各種事業……我國若真想幫助清政府實行革新，使日中雙方都能獲利，就必須在各個方面向他們提供優秀的人才。要在教育上對清政府進行贊助和指導，就必須儘可能地向他們派遣一些學識高深的人去擔當顧問。”“清政府近期雖不斷在各地開辦學校，但缺乏適當的教師和教科書……迫不得已，向國外招聘教師，現向我國招聘各類教員，目前雙方正在交涉。值此之際，我國應大力遣人清末翻譯日本的理科教科書

應聘，贊助清政府的教育事業，同時輸入我國文化，扶持我國勢力的發展。”這裡把向我國派遣教員的目的說得很清楚，幫助只不過是誘餌，輸出日本文化，發展日本勢力才是其禍心之所在。日本帝國教育會會長辻新次在給吳汝綸的信中明確表示：“竊擬募集敝國之師範生卒業生，授以貴國曆史地理，並告以風俗人情及通行言語，此所以假敝國人士以為貴國養成教員者也。”另外，日戶勝郎致吳汝綸的信也稱：“僕本日見敝邦菊池（大麓）文部大臣，對清國教育事業宜有所談及……處於今之際，敝邦雖乏幹濟之才，然欲為清國選送優良教員，則屬定局。”吳汝綸《東遊叢錄》。為此，日本帝國教育會設立了“清國派遣教員養成所”，專門訓練派遣到中國的教員。民間團體也建立了類似的機構。1903年，在東京還成立了清國派遣女教員養成所。日本有些大學也直接招聘一些志願到中國的師生來華擔任教習。這期間，大批日本教習來華任教，人數最多時達五六百人。遍佈中國各地。1905年，日人哈拉達發表《論日本在華教育勢力》一文，聲稱：日本在華教育勢力有三種，即日本教習、日本留學生和譯成華文的日本教科書。1907年5月21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載文《論日本宜設大學於中國東北各省》，稱：“何以我國語戰後之滿洲者，惟偏重於物質，而疏於精神之計，此識之所為扼腕而痛心者也。”“觀列國對華政策，既銳意從事於整理財政，而努力闡發華人之精神，其於傳教、興學等事，有可表見者不少。”“即以我國而論，數年以來，男女教員之至中國者殊不乏人：南自廣東，北迄滿洲，雖僻至蒙古，莫不有吾人之足跡，成績亦頗可觀。雖然，其所就也皆中國自建之學校，不然亦縉紳家庭之教師，從未有以我國金資創興大學，謀普及我國學風教化者。噫！當仁不讓，其謂之何？”對日本派遣教習來華的目的，中國當時就有有識之士予以揭露，《外交報》在登載這篇文章時，曾加編者按，指出：“外人之慾謀握我教育權久矣；即以已成者論，何地無之？何國無之？及今而言抵禦，已嫌其晚。我國當局，可不亟自振興，謀教育普及之策耶？”而日本教習中有些人如“###浪人”者流品行惡劣、學識淺薄、為非作歹更是中國師生的厭惡。所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後，日本教習來華由盛轉衰。

教育侵略日本對華教育侵略（3）

謀取在華教育權力

日本向中國派遣教習和吸引留學生的政策，從總體上講是打著贊助清政府教育事業的旗號，以達其文化滲透和教育擴張的目的。中國政府也從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在日俄戰爭中戰敗俄國的實施中看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迅速崛起，願意向日本學習。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戰勝俄國，軍國主義勢力在其國內取得支配地位，躋身於帝國主義行列，以“大陸政策”取代“保全清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