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頁)

罷工，但都以失敗告終。許多礦工每月工資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過磅員的卡壓，還得在煤礦公司所開的商店裡高價購買生活用品。他們一反抗，資方的武裝狗腿子就夥同國民警衛隊實行血腥鎮壓。聯合礦工工會勢單力薄，只能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別無他法。

在林恩和洛維爾這類新英格蘭工業城鎮裡，只有1/3的工人還有工作，忍受著農奴般的待遇。有一個工人離開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到紐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裡被捕，說是犯了“流浪”罪，送進法院，最後又勒令回到原廠。因為找工作的人太多，僱主便一再削減工資。百貨商店的售貨員工資低到每週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過調查，據說多數女工每小時工資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業每小時工資減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業是七分半，磚瓦製造業六分，鋸木廠五分。在大蕭條時期之前，馬薩諸塞州各紡織廠很少要求熟練工人在一天八小時內看管20臺織布機的，可是在採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勞動強度制”之後，作家路易斯·阿達米克親眼見過，竟有些十來歲的女童工要從黎明到黃昏，不停地看管30臺寬式織布機。

在布魯克林區的“血汗工廠”裡，15歲左右的童工每週只掙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週工作50小時，報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勞工局長報告說，本州有一百多個工廠裡的工人，每週工作55小時，而工資只有六角。紐約市是紐約州里剝削工人最厲害的地方，而市內那個僱用5萬名女工的服裝工業，其剝削之兇又冠於全市。《時代》週刊寫道：“無法無天的僱主”已經“把美國工人的工資壓低到中國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鉤織一打帽子，只得工資四角，一星期只能織兩打。做圍裙的女工做一條掙二分半，一天只能掙兩角。給拖鞋加襯裡的女工，搞了72雙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鐘能加工一隻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時，拿回家裡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個做褲子的工廠，女工把一條褲子的線頭清除並用海綿揩乾淨，只得工資半分。處理這樣一條褲子要花五分鐘，所以每小時的工資是六分。哪個僱主厚道一點，就無法跟這種血汗工廠競爭。領取救濟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胡佛總統仍然不肯從國庫撥款補助，因此在大蕭條臨近第四個冬天的時候，整個救濟機構已是搖搖欲墜了。

※※※

有一位參議員發表意見說，現在工人每週只有一兩天的工資，實在無法維持他們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麼？給工資要看工人的需要？我從來不考慮這個，我是按效率給工資的。至於社會福利之類，本人是作為宗教事務來處理的。”無疑，他認為他自己已經盡了責任了。正如《財富》雜誌所說，當時的理論也同過去的一樣，以為有了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和公私合辦的福利機關，老弱病貧的人就都得到照顧了。

可是實際上行不通。大蕭條一方面使要求救濟的人數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濟金的來源陷於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只佔救濟金支出總額6％，於是便有三千萬人左右要依靠公辦福利事業照顧了。不幸得很，這副重擔子，地方政府卻挑不起。自從1930年以來，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產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幣值計算，房地產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產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產稅還是要照繳。於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最初是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紐約市各條街道幾乎天天有人攆房客；費城也一樣，多家躑躅街頭，因而小女孩們竟編出一種新遊戲，名曰“攆房客”。

但是，趕走住戶，空出房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這隻能使有產者更加不得人心，卻不能使他們有錢上稅。結果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薩姆納·H·斯利希特教授對參議院製造業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失業的人，幾乎都暫緩交租了。”各市區和郊區，欠交房地產稅有20％～30％。城市少了這筆收入，便削減公用事業。於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殘破不堪，冬天冰雪載途，無人清掃。由於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芝加哥市有兩年全無入息，只好向銀行借貸。市內那60萬失業人口，更弄得它焦頭爛額。

地方政府財政破產了，加之社會上又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人們為了爭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