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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只是比斯大林更壞。”“我們現在不如住到俄國還好些。”波士頓有個書店甚至通知總統著作的發行人貝內特·塞爾夫說，羅斯福的演講集，“只有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面來裝訂，本店才能代賣。”

除此之外，有些陳詞濫調也是常常聽到的：“那個人”！“那個傢伙”打算破壞美國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亂花錢來度過大蕭條；我們的孫子還要付出代價的；反正領救濟的有一半是外國人，少發救濟，擴編警察，鬧翻天也不怕！劉易斯有白宮後門的鑰匙。那個人的笑臉是假的，是整形外科醫生安上去的；他一輩子沒掙過一分錢，就靠他老孃的收入過活。他反正是個猶太人，祖先是荷蘭猶太種，改了姓，還不是個紐約猶太油子！（為了證實末後這段話，還編了詳盡的族譜，說羅斯福的老祖宗是什麼範·羅森菲爾德上校，其實並無其人。）

馬奎斯·蔡爾茲在《哈潑斯》月刊1936年5月號發表《他們恨羅斯福》一文，1938年9月14日又在《新共和》週刊發表《他們依然恨羅斯福》。在這兩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裡，他分析了那些仇恨總統的人。第一篇文章指出，“有個硯象，未來的社會史家如果不甚驚奇至少也難理解：美國的上流社會，為什麼有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今天竟這麼瘋狂地仇恨羅斯福？”他補充說，“只能用仇恨這個字眼，因為這是深惡痛絕，是滿腔怒火，完全不講道理的。”蔡爾茲以為，“整個美國上層社會多多少少都有所沾染，簡直成了一種偏執狂。”

尤其使蔡爾茲迷惑不解的是，那些謾罵總統的人，“從1933年3月的最低點後，他們的收入恢復了，銀行差額也已補足了。”有的股票價格已經增加一倍，兩倍，三倍，“有的還增至十倍。”公司股息還增加了四成有餘。而且富戶的所得稅又還很輕（每年進款一萬六千元，不過上稅一千元）。羅斯福的捐稅，有不少是以加工稅、出廠稅的形式，轉嫁到廣大的消費者身上去的。

儘管如此，那些富家大戶（蔡爾茲管他們叫“百分之二”）還是不把華盛頓政府當做自己的政府。他們爭相傳誦那個“羅森菲爾德”神話，其實就是逐字引述戈培爾謠言小冊子。他們有的竟公然說，寧要希特勒，不要羅斯福。這話雖屬無稽，也可見其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1936年6月宣佈退休，說羅斯福當總統，他買賣也不願做。杜邦公司有個副總經理，他的用人都在工程興辦署找到待遇較好的差使，向他辭職，他真氣急了。羅斯福談到伯利恆公司總經理，說：“告訴尤金·格雷斯吧”，“他再也不能一年賺一百萬元啦。”羅斯福的話這次居然如實轉達，伯利恆公司有個經理聽到，竟然心臟病發作。蔡爾茲發現，財東們的怨氣也傳給中產的白領職員，因為他們對老闆仍是不勝欽敬，依舊迷信二十年代那些陳規行話。這些人跟“富人們”（這是他們對那“百分之二”的稱呼）不一樣，工會於他們無礙，華盛頓奪去財閥鉅商的權力也對他們無損，可是他們覺得，不罵羅斯福顯不出自己的身分地位。

總統捱了罵，心裡反應如何，不易揣測。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大會上，他曾說過歡迎這些人的仇恨，可是他這種人不會因為有誰引起眾惡而高興，更不用說被恨的就是自己本人和家屬。據蔡爾茲的報道，“他好象並不在乎”，可是有些記載證明他是在乎的。雷蒙德·莫利有一篇文章說，羅斯福想發表和解性的演說談談美國工業界的作用，總先要聽聽新政派重述大老闆們在家裡流傳的那些傳說軼事，然後他就慢慢繃起險來；而那篇演說如果發表，顯然也“要變成扎手的大薊，而不會是什麼橄欖技”。總統曾對諾曼·托馬斯說，他在挽救資本主義，表示對資本家的批評很是不滿。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不動聲色地拿出某全國性通訊社分發供各報編輯參考的“內幕新聞”給大家傳閱，自己不發表意見。原來這篇“新聞”說的是，總統確實得了梅毒。

在羅斯福未死之前，無論他採取多麼於人無礙的措施，都從未逃過那“百分之二”和追隨他們的人的指摘。1939年他建議提前一週慶祝盛恩節【十一月第四周的星期四，到聖誕節（十二月廿五日）大約還有一個月。——譯者】，目的是把採購聖誕節禮物的時間拉長，這對小商人大有好處。誰知道全國竟分裂為兩派：有二十五位州長贊成，二十三位反對（反對派包括緬因州州長，他吃了一罐沙丁魚以示抗議）【美國風俗，感恩節要吃火雞。州長不吃火雞，改吃沙丁魚，表示節也不過了。——譯者】，最後只好由國會兩院開聯席會議解決。就是死後還有人罵他，《小孤女安妮》的作者哈羅德·格雷就是駕他的一個。總統1945年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