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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則情況好轉，批評總統的人並不以為有什麼了不起。叫嚷最厲害的那些人，早已不再認其探討當前情況，卻只管閉起眼睛專事詆譭總統。發表4月份要求撥款的爐邊談話後一週，總統對這些人士嘲弄了一番。他抨擊大企業，說他們操縱“別人的錢財、別人的勞動、別人的生活”。果然這幫人唾沫四濺，立即上鉤，活象巴甫洛夫那群狗一樣。凱恩斯認為這樣招惹對方未免孩子氣。在2月1日來信中，他已經對總統就資本家的心理狀態提出看法。他說，企業家不是張牙舞爪的野獸，“雖說豢養不當，也未經馴服，但他們本性還是屬於家畜一類。”

凱恩斯這項勸告，羅斯福收到後連信也未回。讓這個英國人堅持己見去；羅斯福自己才是熟諳輿論的頭號裡手，他才不打算向死敵伸出橄欖枝呢！而且不管怎麼說，總統同美國企業界的爭吵已經勢成水火，和解無望了。雙方都話說得太多，白眼相向太久，咒罵太兇了，怨毒太深了。

威拉德·M。基普林格是那時暢銷企業界的每週新聞筒報的編者，他後來說，自1934年3月1日起，富豪們就對政府產生反感了。到了9月，《時代》週刊發現，“企業界對新政私下冷嘲熱諷、百般指摘，幾乎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可是總統人望太高，還不敢公開攻擊他，更不要說詆譭他的家屬了。

有產階級這時既已從1933年初的恐慌中脫出身來，他們發現羅斯福所謂“復興”原來並非要回復“新時代”的繁榮，於是反感更甚。羅斯福要改變局面，可是儘管他出身於資產階級學校，來往於上層社會，他要變革的卻不會有利於有錢的人，而要造福於受壓迫者。企業界一致認為，羅斯福老是談論什麼“被遺忘的人”，這隻有助長社會動亂。於是，《美國新聞》由戴維·勞倫斯署名，《紐約先驅論壇報》由馬克·沙利文署名、《巴爾的摩太陽報》由弗蘭克·K。肯特署名，先後開闢專欄載文抨擊新政。《星期六晚郵報》更是專門容納一批作者，大叫今不如昔。《晚郵報》有個主筆憤憤然寫道，“說什麼美國企業界領導失算，其實不如說全世界都失算了。”這個刊物還發表文章為僱用童工極力辯護，硬說“對美國孩子進行發家致富的啟蒙教育，最好的辦法是從小讓他千活。”後來卡特·格拉斯也議論新政派說“托馬斯·傑斐遜【托馬斯·傑斐遜（1743－1826年），曾任美國總統（1801－1809年），是《獨立宣言》的起草者。——譯者】是不會理睬這幫子人的！”由之可見，反對羅斯福，是個階級路線問題，不是什麼黨派之爭的問題。

1936年大選的結果說明，攻擊羅斯福產生了反效果。可是攻擊並沒有因此停止，反而越來越惡毒，並且轉入地下，分散到韋斯切斯特縣、奧林奇縣、格羅斯地角、邁阿密海灘、布魯克萊恩、隆梅多，在格林威治、謝克海茨，斯科茨代爾、凱尼爾沃思、溫內特卡，在華爾街、斯臺特街、慄樹街、拉薩爾街等遊覽地、高階住宅區和工商業中心。有些攻擊，採取比較輕鬆的形式，倒也有趣。例如有的說，有個精神病學家死後上天堂，馬上被送去給上帝治病，“因為上帝害了自大狂，以為自己是羅斯福。”又有的說，“為什麼工程興辦署的工作人員很象所羅門王呢？因為他隨意挑選物件，遂即上床睡覺。”彼得·阿諾畫了一幅漫畫，畫著一群衣飾過分華麗的富豪要到“窮奢戲院”，去“喝羅斯福的倒採”，羅斯福看了，批上一個“高”字。

可是三十年代後期上層和中上層人士的俱樂部和家庭裡流傳的反羅斯福的汙言穢語，一點也不“高明”。這些人好象深知內幕，彼此相告，說什麼，當然啦，華盛頓誰也知道，“那個傢伙”從老婆埃莉諾那裡染上了淋病。（他老婆又是從一個黑人那裡染上的。）“羅斯福染上花柳病，快翹辮子了，所以埃莉諾才跑到全國各地去偷漢子。他一死，老婆就打算把美國交給俄國人，自己則到莫斯科去學那克里姆林宮秘傳的房中術。羅斯福的大兒子詹姆斯大概還要留下，他慣於推銷保險，敲老實商人的竹槓，吃得肥頭大耳。”

1950年，約翰·根室寫道：“現在人們往往忘了，當時反對羅斯福的流言蜚語反映的陰暗敵對情緒，對他造謠中傷又是多麼陰險毒辣。……人們忘了，三十年代後期那些‘上流’鄉村俱樂部是一種什麼氣氛，銀行家的午餐會上有些什麼駭人聽聞的談論，以及名流貴婦在宴會上怎樣嘀嘀咕咕地惡毒詆譭。”當時有的陸軍軍官，身穿軍裝，居然拒絕為美國總統的健康乾杯。在那些鑲有紅木板璧的市內俱樂部裡，有些老頭子爭相詛咒，竟說：“羅斯福不過是另一個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