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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阮文紹。”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責肯尼迪政府暗中縱容了對吳庭豔的殺害，霍華德·亨特於是從中有所領悟。

亨特一直在仔細地研究五角大樓檔案。他對科爾森講，肯尼迪政府在謀殺吳庭豔一案中的作用，也許可以從當時國務院的電報中“推論”出來。據亨特說，科爾森當時建議他，“對電報加以修改”——篡改電報。亨特用刮臉刀片和照相影印機，偽造了兩份電報。一份電報的日期是吳庭豔遇刺的前三天，開頭就說，在今天的最高階會議上，不得已做出決定，萬一吳庭豔或吳庭儒要求政治避難，你或哈金斯都不要進行有利於他們的干預。科爾森讓《生活》雜誌的一名記者去找亨特，談到尼克松的譴責，說“這裡面大有文章”。但是，這位記者懷疑其中有鬼，沒有上鉤。

這一陰謀的失敗使亨特在這個月內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惱的失望起因於前一年的4月份。在豬灣事件十週年那一天，亨特飛往邁阿密去同伯納德·巴克共進午餐。巴克是個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現在佛羅里達州經營不動產，生意興隆。這是一連串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最早的一個環節。接下去就是埃爾斯伯格大量洩露五角大樓檔案。第三個環節是四個人——尼克松、基辛格、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磯乘直升機到聖克利門蒂的途中開始的。這四個領導人對洩密大發雷霆，尼克松認為同阿爾傑·希斯案件相類似，他們商議如何撇開聯邦調查局，採取秘密行動，進一步調查。最後決定把戴維·揚從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班子裡調出來，讓他全部時間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揚後來把埃爾斯伯格這個球踢給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給了巴克。

但並沒有馬上就那麼做。剛開始，“管子工”在當時看來是不會有問題的地方進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時，他們從聯邦調查局按常規傳送到他們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發現埃爾斯伯格由貝弗利山的劉易斯·菲爾丁大夫給他作過精神分析已達兩年之久。胡佛手下的兩名工作人員打算盤問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來，中央情報局有個精神病科，專門編寫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別感興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據國會給中央情報局的任務，工作物件是外國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肯尼迪總統去維也納同尼基塔·赫魯曉夫舉行最高階會晤之前，關於赫魯曉夫的分析——但也曾有過一個例外：就是關於“普韋布洛”號船長勞埃德·布克的材料。揚要求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把埃爾斯伯格作為第二個例外人物。赫爾姆斯同意了。8月初，關於埃爾斯伯格介紹寫好，送到了中央情報局。

中央情報局誰也對它不滿意，它完全不符合“管子工”的想法。中央情報局的精神病專家們似乎對埃爾斯伯格十分敬慕。（“無從發現，此人感到自己行動中有任何叛國性質。相反，他倒似乎是在按照自己認為是更高階的愛國主義要求行事！”）8月11日，揚和埃吉爾·克羅給埃利希曼送去一份關於這材料的意見，說它“相當淺薄”，毫無用處，強調他們相信中央情報局可以寫出更好的材料。他們寫道：“我們明天同首席精神病專家伯納德·馬洛伊大夫見面，將設法讓他明白我們期望的細節和深度。”隨後，他們就越過了界限，考慮到進行犯罪活動。他們接著說：“在這方面，我們準備建議採取秘密行動，檢查埃爾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儲存的對他進行精神分析治療兩年的全部病歷。”意見書最下邊寫著“同意——反對——”字樣。在同意一詞後面，埃利曼草簽了自己的姓名字母，還附了一句話：“如果你們保證此事將來不致被追查出來的話。”

正是由於這一條件，限制“管子工”必須使用同白宮沒有任何聯絡的秘密工作人員，才促使亨特吸收了巴克，又透過他吸收了另外兩個古巴人——費利佩·德迪戈和歐亨尼奧·馬丁內斯。亨特對巴克只是講，需要他幫著查清一件“關係國家安全的事”，授權的官員“地位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兩者之上”。他說，這項任務涉及一個向蘇聯使館遞送情報的叛國分子。除了俄國人訂閱《紐約時報》外，這種說法是完全不真實的。後來，巴克在獄中發覺這種欺騙，認為是不能寬恕的。撇開道德問題不談（這裡邊的主要人物當時似乎誰也沒有考慮到有什麼道德問題），亨特的粗心大意也實在驚人。他沒有告訴巴克不要隨身攜帶亨特的電話號碼和縮寫地址（“W·H”與“W·House”），從而使他自己同亨特聯絡起來。他甚至也沒有確實查清巴克的人是否同政府毫無牽連。其實，他們當中的馬丁內斯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