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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報局領薪金的古巴密探。

同時，亨特和他在這次奇怪冒險中的夥伴利迪都是由中央情報局裝備的——這又是違犯該局規章中不得在國內進行活動的條款的。埃利希曼打電話給赫爾姆斯的副手海軍陸戰隊羅伯特·庫什曼將軍要他全力幫助亨特，但他只說這人“是個忠實可靠的僱員，是有關安全問題的一個顧問”。至於這項任務的性質，埃利希曼也沒有具體說明。在他們後來會面時，亨特對庫什曼說：“白宮責令他執行一項非常敏感的任務，要他訪問一個我們對其思想傾向不甚有把握的人，並從他那裡取得情報。”還說，他需要“臨時的假名證件”，“某種隨身雜物”和“從事一次特種活動用的某種程度的化裝”。

在赫爾姆斯批准後，中央情報局技術處向亨特提供了一張社會保險卡和駕駛執照，名字卻寫成“愛德華·約瑟夫·沃倫”。利迪證件上的名字是“喬治·倫納德”。還發給亨特一副紅棕色的假髮和一個類似假牙的裝置，以便在打電話時改變原來的嗓音。此外，利迪還得到一架裝在菸絲袋裡的微型照相機。1971年8月25日，這兩個“管子工”飛往加利福尼亞，執行初步偵察任務。這次成就不大。亨特在貝弗利山的北貝德福大道450號菲爾丁大夫的辦公室外面為利迪拍了一張全身照片，然後就走進辦公室，告訴一位女清潔工說，他是醫生，並且給那間房間拍了照。他們兩人測定了從那裡開車到菲爾丁大夫家，計算了所需的時間，然後就飛回華盛頓。在那裡，中央情報局派人趕到機場，把亨特的膠捲取去沖洗。到了白宮，這兩名“管子工”說服他們的上司，闖入那位精神病大夫的辦公室去行竊是可行的。揚把最新情況報告給埃利希曼，並在一份新的書面意見中建議，說服國會的某個委員會去調查五角大樓的洩密問題。他寫道：“我們已經著手在報上宣傳埃爾斯伯格的消極形象。如果利迪和亨利的計劃進行順利，十分需要有一個全面的行動計劃，用來配合國會的調查。”

闖入貝弗利山住所的預定日期是1971年9月3日，行動的時間是晚上9點。整個行動計劃在細節上都是經過精心籌劃的，完全和亨特參加豬灣事件時的做法一樣，其成果也大致差不多。動手前不久，這幾個古巴人用假名登記住進貝弗利希爾頓旅館。他們中兩人穿上送貨人的服裝，把一個大型衣箱送到北貝德福大道，衣箱上面貼著幾條標籤都寫著“急送菲爾丁大夫”。那位女清潔工讓他們進去，他們把箱子搬進去，出門時把門鎖開啟。利迪在房子外面周圍開車打轉，注視著愛多疑的警察。亨特帶著一架步話機在菲爾丁家周圍守望，如果精神病大夫出現而且前往辦公室，他便立即發出警報。

午夜前後，古巴人再到醫生辦公室去，卻發現——這對以後出現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水門大樓辦公室的情況顯然是個惡兆——那位女清潔工還是把門又鎖上了。他們撬門進去，從送去的箱子裡拿出一架照相機和一臺聚光燈。他們的計劃是要拍下埃爾斯伯格的病歷，很不幸，他們找不到它。他們把菲爾丁大夫的檔案攤在地板上，但沒有發現所需要的東西。他們找到的惟一的東西只是一本寫有埃爾斯伯格姓名的通訊地址簿。他們把這個地址簿和扔散了的檔案都拍了照，證明他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白白地折騰了四個小時之後，這幾個人返回旅館。利迪馬上從那裡打電話給華盛頓，告訴克羅說，幹得“乾淨利索”——菲爾丁大夫肯定不同意這種說法，但利迪的意思只是說，他們沒有被抓住，儘可能說得體面些。回到首都後，亨特不得不告訴白宮，他們的任務已完全失敗。根據埃利希曼後來的證詞，他當時不打算讓他們再試一次。埃利希曼還有一個對亨特不利的訊息，庫什曼將軍根據赫爾姆斯的指示，已經打電話來說，雖然中央情報局很願意幫忙，但再幹一次是不能考慮的。“管子工”現在完全得靠自己幹了，而幹出點什麼名堂以表明他們並非白拿錢的壓力卻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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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策劃的第一次行竊行動以後的那個星期，一個悲劇性的插曲強調說明了尼克松執政時期使美國人陷入深刻分裂的一個問題。爭執中的一方，持有一套價值觀念，認為批評他們的人不開明，不近人情，另一方是批評他們的人，嘲笑開明人士是“縱容主義者”。這個悲劇性事件便是美國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監獄暴動。它發生在紐約州西部的懷俄明縣，四周都是裝有白護牆板的住宅，紅色的穀倉和銀白色的高大的青飼料貯存塔的這樣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那裡有一座佔地55英畝，四周圍以30英尺高帶崗樓的灰色混凝土牆的監獄。監獄四周都是茂密的玉米和黃花菜地。反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