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部分(第2/4 頁)

不決。美國入侵柬埔寨終於使他下定了決心。

6月23日，還在躲藏著的埃爾斯伯格，在一個沒有宣佈的地點出現在電視螢幕上，他自認就是提供這批檔案的人。他宣稱，美國應為越南悲劇受到譴責，“在印度支那，沒有美國的錢，哪一年也發生不了戰爭。”他說：“作為一個美國公民，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參與對美國人民隱瞞這種情況了。我是自己決定採取這個行動的，我準備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頓當局自首，並以5萬元的保釋金獲釋。而就在當天，他在洛杉磯被控犯了盜竊政府財產和違反間諜法的罪行。六個月之後，又對他提出12項刑事控告，其中包括謀叛。他以前在蘭德公司的一位同事，小安東尼·拉索也遭到控告，此外還有一位從事廣告工作的洛杉磯婦女和前南越駐美國大使。埃爾斯伯格說：“我什麼也沒有偷，也沒有犯間諜罪。我沒有犯法，也從沒想危害我的國家。”

一批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於1973年觀察調查水門事件之後，得出結論說：“這批五角大樓的檔案，是使尼克松政府倒臺的最後一擊。”白宮特別調查小組——管子工——羅致了兩名紐約前警察，這兩個人是傑克·考爾菲爾德和託尼·烏拉塞維奇，一對倫尼揚【倫尼揚（Damon　Runyon，1884～1946年），美國短篇小說家和新聞記者，擅長寫有關紐約市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的幽默小說。——譯者】筆下的人物。他們兩年前曾在約翰·埃利希曼的僱用下進行過政治調查；他們的任務，先是由埃利希曼分派，後來由約翰·迪安安排，包括調查查帕奎迪克愛德華·肯尼迪車禍案，批評南越美萊屠殺案的人的情況，反尼克松的參議員的飲酒習慣，華盛頓一位專欄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黨人的兄弟是否搞同性關係等等。在五角大樓檔案案件發生後，他們第一次接受了“管子工”的任務。

那時候，任何曾和埃爾斯伯格在一起工作過的人都得對許多問題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認為最可能的同謀者是莫頓·霍爾珀林，因為他曾指導過五角大樓檔案的編纂工作。霍爾珀林曾是埃爾斯伯格的朋友，後來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離開政府後，便到了華盛頓自由主義派的智囊班子布魯金斯學會。查爾斯·科爾森認為，霍爾珀林是洩密的一個根源，他那裡也許還存有機密材料。如果真是這樣，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辦公室裡。科爾森於是派烏拉塞維奇承擔這項偵察任務：這個前警察回來報告說，根本沒有辦法闖入布魯金斯學會。根據約翰·迪安後來的交代，科爾森這個不肯輕易罷休的人，曾對考爾菲爾德說：“必要的話，他應該在那座樓內放上一枚燃燒彈，趁著火起混亂的時候，把那批檔案取回。”

這在那兩個紐約前警察看來，未免太過分。他們感到，應該有人對科爾森的感情用事進行約制。他們把情況反映給迪安，他馬上就趕乘下一班飛機到了聖克利門蒂。迪安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電話給華盛頓，關於燃燒彈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對考爾菲爾德和烏拉塞維奇來說，這勝利的代價卻是很大的。白宮對他們兩人的能耐突然不感興趣了。過去一般都會分派給他們的工作，現在卻交給管子工裡兩個新升起的明星——霍華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考爾菲爾德被冷落了三個月之後，決定製定一項進行政治偵查的高超計劃，並希望把這計劃賣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這計劃的代號是“沙地楔子活動”。11月24日，迪安安排他去見米切爾。但是面談並不成功。考爾菲爾德預感到會找別人去搞這項工作，而在他離開時，他知道，他沒有估計錯——坐在司法部長外間辦公室裡的就有戈登·利迪。

※※※

1971年春夏，理查德·尼克松正秘密地在他的白宮各辦公室裡安裝竊聽裝置時，民意測驗表明他的聲望在繼續下降。總統的助理們由於越南戰爭無法控制深感苦惱，而這仍然是美國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他們彼此爭論著如何最有效地扭轉前一年秋季中期選舉表現出的那種令人沮喪的選民政治情緒。有一點是他們全都非常清楚的：他們需要大筆的錢。幸而他們的情況要比債務累累的民主黨好得很多。總統私人律師赫伯特·卡姆巴克掌管著1968年未曾用掉的競選經費近二百萬美元。1971年1月，卡姆巴克在美洲銀行加利福尼亞州紐波特灘支行存入1972年第一筆競選資金50萬元。有趣的是，這筆款是以銀行本票存入的，而這本票是他用現金在街對面的太平洋保證國民銀行支行買來的。即使在當時，他已在採取措施，使人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