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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回顧美國三十年來不斷加深的捲入》。報道內容佔內頁六版的篇幅，一欄一欄的密排小字重新印出了美國的公報、建議、闡述立場的檔案、電報、總統命令，全都涉及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活動。這大概是各國政府有史以來最突出的洩露機密檔案事件，而這還僅僅是個開頭。編輯們表示，以後連續發表的部分還將透露更多的東西。

《紐約時報》得到的東西，原來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辭去國防部長不久前，由他委託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研究的檔案副本。報紙稱之為“五角大樓檔案”的這些檔案，是由35位學者編纂的，這些學者中包括蘭德公司智囊班子裡的分析家，編纂工作就是在麥克納馬拉辦公室的隔壁完成的。檔案共有47卷打字稿——4000頁記錄，3000頁說明，總共250萬字。內容全屬機密，但不是軍事性的，因此不致危害現仍待在越南的美國部隊；也不包括尼克松執政時期的材料。麥克納馬拉的初意是想弄清楚美國是怎樣陷入越南的沼澤的。檔案也的確回答了這個問題。有些檔案還回溯到杜魯門執政的年代。這些檔案顯出很多官員極為無能、愚蠢，甚或更糟糕。據檔案揭露，在所謂東京灣事件發生的幾個月前，林登·約翰遜就下令起草了關於東京灣問題的決議。更糟的是，就在1965年約翰遜決定在越南投入美國步兵的那一天，他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據他所知，“沒有人提出或公佈什麼具有長遠影響的戰略”。

接替麥克納馬拉擔任國防部長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一直還沒有時間閱讀過這份研究報告。亨利·基辛格曾參加這一研究工作，但他沒有看到全面的研究專案。在《紐約時報》開始發表這份研究報告的那個要命的星期日早上以前，尼克松總統甚至不知道有這份材料存在。儘管這並不影響尼克松本人和他對這場戰爭的指導，但他十分惱火。他覺得政府能否保守機密是關係重大的。他認為，這次沒有涉及他自己的機密，並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下一次就難說了。況且，在他和基辛格正小心翼翼地制定自己的越南政策時，這些檔案卻揭開了舊的瘡疤，再度提出了令人難堪的政府信用問題。

6月14日，星期一，《紐約時報》發表了這批檔案的第二部分。米切爾打電話給白宮，建議政府透過法院對付《紐約時報》。尼克松同意。米切爾給報社打電報，“客氣地”建議不要再刊載了。他警告說，如果編輯們繼續幹下去，法院可以根據間諜法判他們的罪，罰款1萬元，並判處十年監禁。而政府是要提出公訴的；因為這一洩密事件“對美國國防的利益”正在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有關司法部長進行威脅的報道，還並排連續刊登了這批檔案的第三部分。

接連兩星期，報紙的本地新聞編輯部和法庭都忙亂不堪。一批政府律師在助理司法部長羅伯特·馬迪安的領導下，於星期二來到紐約聯邦法院，要求對報社編輯發出禁令。一位上任剛好五天的法官，安排於星期五進行審訊，併發布了一項臨時限制命令。《紐約時報》順從地停止刊登，但星期五《華盛頓郵報》卻開始刊登該報關於檔案的報道。很清楚，《華盛頓郵報》編輯們也有同一的訊息來源。四天後，《波士頓環球報》也開始刊登這些檔案。同時，美聯社開始往世界各地播發《華盛頓郵報》所發表的檔案。刊登該項檔案的報紙也有《紐約時報》。

馬迪安到法院去對《華盛頓郵報》起訴，但是，華盛頓聯邦法院的法官連個臨時性命令也不肯釋出。他認為，政府不能“事先限制發表本質上屬於歷史性的資料”。美國上訴法院以二比一的多數透過對《華盛頓郵報》發出禁令。紐約市法院法官拒絕對《紐約時報》發出永久性禁令，但決定把臨時禁令延長以等待上訴法院做出判決。最後，在下一個星期五，1873號和1875號兩案交到了美國最高法院，該院以六比三的票數做出有利於報界的裁決。接著，九位法官提出多至六種的不同意見。尼克松提名的伯格和哈利·布萊克門，同約翰·哈倫一起，構成少數。

馬迪安的主張是，司法部不過是為了國家安全的需要，試圖收回被盜檔案。可疑的盜竊者是誰，當時沒有指明，但聯邦調查局是知道的。此人就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哈佛大學的優等畢業生，寫過一篇論決策過程的博士論文，曾在蘭德公司工作，後成為麥克納馬拉的親信，協助編纂過“五角大樓檔案”。他最初屬於鷹派，後來由於事態的變化，和其他許多鷹派一樣，變成了鴿派。因為他成了使公司難堪的人物，便辭去蘭德公司的工作，在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任研究員。對於是否公佈這批檔案，他長期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