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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離開南京之後到了北大，在北大選擇了半工半讀。他和另外三個人早晨在學校附近賣豆漿、賣麵包，藉此來支援自己的生活。後來他逐漸開始給一些報社投稿，最早（給報社投稿）是在1933年，父親24歲。當時他還不能算是記者，他只是給當時幾家著名的報紙（比如說北平的《晨報》、天津的《大公報》和《益世報》等報紙）投稿。沒想到他的稿子大多都給發表了，父親對自己也越來越有信心。父親後來加入了《大公報》，正式涉足新聞界。從那時起，一直到1952年父親擔任國務院文教系統的領導工作，一共是19年，這19年的新聞生涯是父親一生中最為重要的階段。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範長江：大江東去，鐵筆流芳（2）

父親說那一晚上“我思想上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都解決了”

在父親的新聞生涯之中，有三個最為關鍵的階段。第一個就是西北之行，時間從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當時父親是出於兩種考慮，一是他覺得大西北很可能就是今後抗日的大後方。因為日本侵佔了東三省之後又在東南沿海逐漸侵佔中國，父親覺得西北這些偏僻的地方會成為抗戰的根據地，他很想去了解一下那些地區的情況。第二種考慮是，父親想了解一下當時紅軍的動向，紅軍1934年10月從瑞金北上開始長征，之前父親只是看過一些有關紅軍長征的小冊子，不是很瞭解，所以父親產生了到西北去考察的想法。於是父親就跟《大公報》商量，說自己想作為大公報的記者到西北去，《大公報》只需要給他一個記者的身份，旅費由他的稿費支付，對於他的報道，文責自負。

《大公報》同意之後，在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將近10個月的時間裡，父親從成都出發，越過祁連山，跨過賀蘭山，最北到達包頭，東部到達西安，西部到達敦煌，行程四千多里，隻身進入荒漠之地。其間父親騎過馬，坐過汽車，乘過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當然還包括步行，足跡遍佈四川、陝西、青海、甘肅、內蒙古、寧夏六個省。車馬小店、寺廟、貧民百姓的土房子、當地土司頭人的帳篷，父親都住過。父親採訪了各個階層的人士，對於西北的經濟情況、民族矛盾、宗教問題、軍閥爭戰和風土人情做了大量的深入考察和報道。父親這些報道後來編成了《中國的西北角》，由於文章描寫生動，涉及的面非常寬，裡面又都是第一手的資料，所以成書之後非常受歡迎，連出七八版都搶購一空。

與當時其他記者不同的是，父親在發回的報道中直接稱紅軍，而對於剿匪則加上引號。父親的報道讓民眾知道了中國還有一種力量正在北上抗日，國統區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讀到之後都非常感興趣。對於父親的文章，張愛萍將軍在世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回憶文章，生動地回憶了當時將軍在天全縣最初看到父親文章的情形。張愛萍將軍讀到父親對於紅軍動向的分析的時候不由地讚歎：想不到一個黨外的記者，尤其是國統區的記者，居然能夠分析到紅軍的動向，而且分析得很有道理，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和興趣。後來張愛萍將軍見到我父親的時候還特別說到這一段往事，說跟父親神交已久。

西北之行父親收穫非常大，他最初的願望也完全實現了，然而這時父親的西北之行並沒有結束。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之後，父親千方百計地從寧夏趕到西安。當時西安已經被封鎖，父親拿自己的一頂非常好看的氈帽和鬥蓬跟守城計程車兵交換，才進了城。

1937年的2月3日，父親進入了西安。第二天，他在那裡第一次見到了共產黨人，這個人就是周恩來。周恩來給他講了很多當時的政策和道理，讓父親“豁然開朗”。後來父親向周恩來表達了自己想到延安的想法。經過周恩來的聯絡，延安方面同意了父親的要求。2月6日，延安方面派羅瑞卿和博古專程陪同父親向延安進發。在這之前，還從來沒有國統區的記者到達過延安。

2月9日下午，父親參觀了紅軍大學，受到了熱烈歡迎。在那裡，他見到了很多紅軍的領導人。當天晚上，父親到了毛主席的窯洞，據父親回憶，他那天晚上跟主席進行了“徹夜長談”，長達10個小時，基本上是通宵未睡。父親說，那一晚上“我思想上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都解決了”，　“頓開茅塞，豁然開朗”。父親非常興奮，當時就想留在延安學習和考察，然後寫幾本書。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主席之後，主席認為他在國統區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勸父親回到國統區。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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