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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3）

毛澤東接見範長江

父親聽從了主席的勸告，馬不停蹄地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之後，父親說他自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發表了《動盪中的西北大局》，這篇文章發表在2月15日的上海《大公報》上，揭露了很多蔣介石在國民黨三中全會（恰巧於2月15號召開）不敢公開的內幕。第二件事，是在《國聞週報》發表了《陝北之行》；第三件事，是發表和召開了幾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演講和座談會，更直接地宣傳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父親說：錢是不能收的，好話也不能說，除非你們能夠掉過頭來去打日本

父親新聞生涯中第二個關鍵的階段，就是創辦中國青年記者協會。1937年11月4日，父親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開了一個座談會，當時他們提出要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社會團體，並推舉父親、惲逸群還有羊棗負責籌備。四天之後的晚上七點，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飯店成立了，羊棗、惲逸群、我父親、章丹楓等15個人出席並參加了這個團體。最後，父親和另外四個人成為協會的總幹事。

協會成立之後，授權我父親到武漢去發展分會，推動協會的發展。1938年3月，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在漢口召開了更大規模的成立大會。在那次大會上，中國青年記者協會更名為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在大會成立之前，父親他們到國民黨中宣部申請立案，國民黨的中宣部答覆說：你們用學會可以，但是協會不行。所以在成立的時候，就成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了。

這次的成立大會是一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上海、長沙、廣州、西安、成都、重慶、香港以及南洋都有代表參加，當時轟動一時，國內的名流如郭沫若、杜重遠、沈鈞儒、《新華日報》的潘梓年、《大公報》的張季鸞和王芸生、《掃蕩報》的丁文安、《武漢日報》的王亞明，國際友人如愛潑斯坦、史沫特萊、羅果夫等人都出席了這次大會。這次大會由父親主持，透過了學會的章程並選舉理事和常務理事。常務理事由父親、徐邁進和鍾期森擔任。學會成立後，黨派陳同生同志領導學會的工作。

青年記者學會的成立等於把全國的青年記者從原來的分散狀態集中地組織起來了。在此之後有很多記者有組織地到抗日前線去採訪。當時“青記”就成為了團結廣大記者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核心。父親為了學會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很多的組織工作。

在抗日戰爭初期，父親有幾件事情值得一說。其一是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可殺劉汝明》。劉汝明是國民黨察哈爾地區的主席和一個軍的軍長，由於他採取不抵抗主義，父親憤而寫了這篇文章。劉汝明得知父親寫了這篇文章之後就派人來收買父親，表示如果父親能夠寫文章說說他的好話，就給父親多少多少云云。父親說：錢是不能收的，好話也不能說，除非你們能夠掉過頭來去打日本。另一件事情跟這件事情略有不同。當時湯恩伯的部隊有抗日的表現，父親就在文章當中讚揚了他。湯恩伯得知以後立刻託人送給父親五千大洋，父親對此更是堅決地拒絕，並指責湯恩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覺得這兩件事情體現了父親作為記者的操守。

周總理對父親說：長江啊，將來要把這一段寫出來

1942年8月，父親到達新四軍總部。1946年5月，他又到南京參加中共代表團跟國民黨進行談判。在這四年期間，父親主要擔任新華社華中分社的社長、《新華日報》（華中版）的社長以及華中新聞專科學校的校長等職務。

範長江：大江東去，鐵筆流芳（4）

1946年11月，國共談判破裂，父親奉調回到延安。1947年3月到1948年4月，父親跟著毛主席轉戰陝北，父親回憶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難忘最重要的時期。1947年3月，胡宗南的部隊大舉進攻延安，當時毛主席決定放棄延安，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繼續留在陝北打游擊，領導全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當時中共中央組織了一個不到一千人的中央縱隊，我在一封信上看到的數字是八百多人，作為中共中央的工作機關。

父親當時領導的五十多個人被編為四大隊，主要的任務是收集外國各大通訊社和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翻譯和編輯成參考訊息供中央領導參考。另外一個任務，則是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社論和評論轉發給涉縣的新華總社，然後向全國和全世界播發。

在極為艱難困苦危險的環境下，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給予的任務，受到中央領導的讚揚。據當時曾經在四大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