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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走，對父親來說是個很大的矛盾……

解放之後，我們國家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轉變，父親是一個無心政治的人，對於政治他有一種天然的反感。他曾經不止一次地跟我們說：“政治，我不懂。”我們都覺得很奇怪，覺得政治沒有什麼不好懂的，不就是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嘛，當時我們無法瞭解他，還覺得他落後，跟不上時代。

在解放前夕，曾經有人把飛機票送到父親手上，請他帶著我們全家到臺灣去。父親跟朱光潛商量，認為個人怎麼樣無所謂，但是為了下一代能夠在新的環境下生活，應該留下來。商量之後，他們都決定留下來不走。但是不走，對他來說是個很大的矛盾。因為就在當時，郭沫若在香港發表文章《斥反動文藝》，把父親劃到“自覺的反動派”裡面，說他是“桃紅色的”。這篇文章在解放前夕被北大的學生刷成大字報貼在紅樓的五四廣場上。我們當時喜歡看熱鬧，經常到那裡去，覺得那裡的文章寫得很痛快。忽然在文章中看到了父親的名字，回到家就傻乎乎地跟父親說了：“廣場上還說到你呢，《斥反動文藝》，郭沫若的文章，刷成大字報貼在那裡！”這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知道自己過去雖然並沒有靠向國民黨，但是在新的情況下他很可能還是不能被容忍的，因為他是個要求獨立的人。在寫作上，他要求有絕對的自由，那時的他已經在考慮在新的環境下是否還能有繼續寫作的可能性。

後來，他的思想一下子就紊亂了，不止一次地想自殺。他先後兩次自殺都沒有成功，第一次是觸電，後來又割脈，受了很大的傷。於是父親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出院之後自然無法再在北大上課。當時歷史博物館的館長就是當初在北大創辦博物館系的韓壽楦，對於父親有較深的瞭解，就把他請到歷史博物館工作了。在這之前，父親曾經被派到革命大學去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思想改造。

所以父親正式的單位是歷史博物館，後來在故宮則是屬於顧問性質的，包括他在後來搞絲綢、搞服飾，跟故宮都沒有什麼關聯。跟父親一起到歷史博物館的，還有十多個大學教授，他們後來都陸陸續續地走了。父親到了歷史博物館之後，覺得自己不是專業出身，需要學很多東西，所以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讀相關的書，花更多的精力去看實物。後來又到展覽廳給觀眾做講解，寫說明卡片。歷史博物館當時在午門上面，門外有兩個廊，過去是大臣們等待皇帝上朝的地方，父親當時就在那裡辦公。實際上，他很少待在辦公室，而是每天都爬到午門的城樓上面

有人覺得一個大學教授跑去展覽室做講解員太委屈了，為他感到難受。但是他自己覺得倒沒有什麼，也不覺得委屈。

在給人無私的幫助這方面，他讓我們這些一心“為人民服務”的都無法理解……

在三反五反的時候，父親被派去檢查登記琉璃廠古玩店庫房裡的大量文物。在這個過程中，父親接觸到了大量的文物，他自己說當時看到了“幾十萬件東西”，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知識。這些知識再加上後來多年的工作積累，就成了他以後能夠做服飾研究的基礎。　txt小說上傳分享

沈從文：身處文壇之外（3）

父親做服飾研究的方法，是從材料、花紋的發展，以及各種級別的人所用裝飾的不同，考辨流源，我們覺得他的工作是索然無味的，有些專業的用語和字都要查字典才能認出，但是父親卻做得津津有味。對於他所做的工作，父親一再說只是“資料”、“研究的資料”，而不是“服飾史”。後來中央工藝美院在編寫教材的時候，父親一一過目陶瓷、漆器、絲綢等方面的教材，然後在列印出的草稿上密密麻麻地寫上很多修改意見。另外，景德鎮在建立陶瓷博物館的時候，父親也提出了很多意見。我們解放後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無私奉獻”、“為人民服務”這一套，對於這些政治口號，父親怎麼也喊不出來。但是在給人無私的幫助這方面，他讓我們這些一心“為人民服務”的都無法理解：你自己辛辛苦苦地搞了半天，就這麼輕易送人了？後來隨著歲月的變更，我才發現，我曾經嘲笑父親不懂政治，其實，我們也不懂。

父親住在一個小學的教室裡面，漏雨漏得一塌糊塗

1969年，林彪的“一號令”下達之後，老弱病殘都要到第三線去。我們全家人只有我一個人留在了北京，母親在幹校聯隊裡，每天下地幹活。父親則作為老弱病殘被安排在距離母親二十里外的村子裡面，一個人過日子。

當時我在單位請了假送他到湖北咸寧，把家中的傢俱等東西也一併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