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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當然照顧輿情要緊，顧不得“事理”了，因此，她不但不斥責守舊的官員，保護“一味替國辦事”的人，反而各打五十大板，嚴旨申斥上疏為自己竭力辯誣的郭嵩燾：“懷私攻訐，不顧大體”，大加訓誡。

京師士大夫也繼續火上加油，要求將郭撤職查辦。這無疑促使了清政府早下決心將郭嵩燾撤回。1878年8月，清廷下令將郭、劉二人同時調回。本來朝廷還擬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後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再三反對下才不了了之。在曾紀澤取代郭嵩燾駐使英國臨行前覲見時，善於馭下的西太后或許是為了寬慰曾紀澤，私底下不得不承認：“上頭也深知道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　。　想看書來

鬼使與神差的命運：博弈郭嵩燾和陸奧宗光（7）

然而郭嵩燾這回是徹底心寒了——他已走向世界，而他的國家仍然彷徨不前，使他感到有心無力，徒喚奈何。而劉錫鴻對他的惡毒打擊，更使他心灰意冷，未抵國門，心情便已十分淒涼落寞。1879年1月末，郭嵩燾離開倫敦，啟程回國。到達上海後，他心力交瘁，請假歸鄉。

郭嵩燾的悲劇當然有他個人的原因，如書生氣過重，不知通權達變，不諳官場規矩，生性耿直卻屢因耿直招禍，才華橫溢識見過人卻不免持才傲物。正如李鴻章請他出山做官時，他回信謙辭，坦陳自己的性格太過梗直，容易得罪人：“任事太深，則同官側目；立言太峻，則群小驚疑”……但郭之悲劇更是時代、社會的悲劇。倘先驅者不為時容，屢遭打擊*，受害更深、更遠的，恰是那個時代、社會自身。

一個巨大的民族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的轉型，本不是一件簡單的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其中充滿了認知的障礙、人事的舛錯、價值觀的混亂。郭嵩燾屢被“罵名”，以至被指為“漢奸”，就是因為他超越性的前瞻，以及由這種前瞻而帶來的作為，不僅會觸及利益、觀念，甚至會觸動整個民族根本性的文化心理。而清廷雖然口口聲聲支援他“替國辦事”，實際上依然要維護以皇權為中心的包括士大夫在內的集團利益。朝廷對內對外的任何選擇，都是以自身威權的神聖存在為目標，一切可能危及這一目標的認知、觀念、政策，都可以捨棄。而郭嵩燾的主張和作為，明顯是“救中國而非救大清”，在清廷看來無疑將打破平衡、破壞秩序、顛覆“社稷”。因為他心目中的世界影象，他的價值觀，已經有新的元素加入，引起了清廷統治集團對於可能的利益喪失的恐懼。郭嵩燾的思想，也許比“義和拳”更加可怕。這才是郭嵩燾處處碰壁、志不得伸的根本原因。

四　天朝夢醒了

在國際外交界與列強精疲力竭周旋到最後，李鴻章最終還是醒悟了。他總結道：

國際上沒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當的資格，我要聯絡他，他也要聯絡我，然後夠得上交字，若自己一無地位，專欲仰仗他人幫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復無濟於事。

外交畢竟只是內政的延續，必須有強大的國力作為支撐。十九世紀的外交規則，就是所謂“兩國國力相當，外交就是力量；兩國國力懸殊，力量就是外交”。近代中國政治上的*和保守，是外交被動和失敗的根本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以高度發達的禮樂制度、典章制度與生產技術，逐步樹立起中國文化至上的神聖地位。但隨著中國歷史步入近代，當這種圓熟的古老文明與建立在近代工業基礎上的西方文明遭遇時，卻黯然失色。面對這種千古奇變，郭嵩燾對中國文化至上觀展開了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夷狄之民，與吾民同”，並指出判斷一個民族國家是否先進的合理標準應該是“據禮樂政教所及言之”，中國不能盲目以老大帝國凌駕於別國之上。

在舉國昏昏、天朝至上的自我麻醉中，是郭嵩燾首先以獅子吼、大海潮一般驚世駭俗的聲音震盪了國人。他總結舉國的政治病為“君驕臣諂”。朝廷虛驕不實，所以不肯虛心求變；而當國大臣一意逢迎，以致流於無恥。他曾引明人言：“當國者如醉臥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憂時者如馬行畫圖之上，勢慾望而形不前。”以表達他憂憤無奈的心境。根據當時的形勢，他把世界各國按進化程度分為三個層次：文明、半開化和野蠻。中國落在第二層次，已經被世界拋到身後。為何清朝士紳的自我感覺還異常良好？郭嵩燾的答案是：“中國人眼孔小，由未見西洋局面，閉門自尊大。”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鬼使與神差的命運：博弈郭嵩燾和陸奧宗光（8）

他坦率承認目前的中國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