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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上已經落後的事實，抨擊士大夫自南宋以後，習慣虛驕之論，不務考求實際。而西洋立國兩千年，“政教修明”，其強兵富國之術，“實多可以取法”。他遍研各國曆史和現狀，認識到凡仿效西法者，即可由弱變強，反之則衰弱不振，即使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而對於中國積貧積弱的現狀，郭嵩燾認為即使聖人接踵而起，也需要三百年時間，國家才能振興。這種看法，顯示出他內心的焦灼失望和極度悲觀。

郭嵩燾雖然一直關心洋務外交，但認為癥結在內政。如果內政修明，人才得用，則洋務並不難辦理。只是上下大小官員昧於大勢，進退失據，害國傷民。他曾目擊總督瑞澄見到洋人，倒地便拜，並以總督之尊在洋人面前執屬員之禮，令他氣憤異常。可見當時許多大宙已是“懼外”和“媚外”，而不是排外。但不論是懼外還是媚外，絕不知如何處置洋務。他知道洋務可辦，而且有滿腔自信：“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長以施控御之宜，獨有區區一人！”但他的建議無人理睬，更不能放手去辦，反遭同僚大臣反對牽制。他只有徒生感嘆，無可奈何。

郭嵩燾對時代的認識，頗具自信，毫不因舉世詬罵而動搖。後世果然證實郭嵩燾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弱國無外交”，如果弱國再不重視外交的政策與策略，則更為不幸。因此，弱國比其他國家更需要有靈活的外交方針、健全的外交體制、諳熟外交藝術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維權的外交對策。出使西方的郭嵩燾初步瞭解了一些近代外交意識並付諸實施，可以肯定地說，沒有郭嵩燾等前瞻者的努力，晚清外交的近代化過程可能會更加遷延而艱難。但再挫折，再艱難，中國還是走向了世界。

正是在郭嵩燾的奔赴呼籲下，1862年京師同文館設立，這是我國近代第一所新式學校。1864年7月由總理衙門建議，廣州開設了同文館，署理廣東巡撫的郭嵩燾親自主持開館儀式。郭嵩燾首倡創辦新式學堂，為中國近代培養了第一批翻譯人才、外交人才及科技人才，促進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對近代教育的興起和外交人才的培養，實在是功不可沒。

此後，“經世致用”面向現實、講求功利、注重實效的精神核心使得先進的中國人在近代中國不斷受侵凌的過程中不斷地尋求救國之方，從而在外交實踐中不斷摸索，一步一步地引進西方近代外交觀念，走向真正的強國之途。郭嵩燾敏銳而正確的見解，自然受到後世的敬重。我們不禁要假設，如果郭嵩燾真能影響政策，在總理衙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贏得士大夫的支援，領導中國走向世界之路，那麼這條路必定平坦得多、容易得多。但是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以及郭氏的性格，註定將孤掌難鳴，真實實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郭嵩燾的先知先覺，以及眼光的遠大，並不因而失去意義。歷史上應該發生而未發生的事情，仍然具有意義，甚至可以作為一種歷史的教訓看待。

與郭嵩燾所著《使西紀程》一書被毀禁傳的命運不同，陸奧宗光後來寫了一本《蹇蹇錄》，在日本大行其道。甲午戰後，陸奧宗光因肺結核病趨於嚴重，便一面養病，一面撰寫外交*《蹇蹇錄》。“蹇蹇”兩字，出自《易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語。陸奧從此表白自己不顧自身而效忠天皇之心。書稿由日本外務省於1896年以“內部讀物”出版。陸奧在書後說明著述此書的目的，是透過概述甲午戰爭期間“充滿複雜糾紛的外交始末”，表明當時面對接踵而來的外交危機，無一不是“深入斟酌內外形勢，權衡於久遠未來之利害，深思熟慮”而做出的決策，才使日本終得“在千鈞一髮之際，挽救危機，保持國安民利之途”。

但“陸奧外交”畢竟是明治時代的精神遺產，作為甲午戰爭時期日本外交的指導，是完全服務於明治政府既定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二戰”以後，日本對其罄竹難書的侵略亞洲各國的罪行從未進行認真的反省。日本一些人仍然死抱著“侵略史觀”、“皇國史觀”不放，妄想有朝一日“重振皇國主義之勢”。資深外交官岡崎對他的這位前輩宗師佩服得五體投地，大唱頌歌：“在整個日清戰爭當中，陸奧外交本身就是藝術作品。同時《蹇蹇錄》的文章本身也是一個藝術。”竟然宣稱：“陸奧外交不僅在當時正體現了帝國主義外交的精髓，而且也是今天日本的選擇，甚至是當代日本外交選擇的惟一榜樣。”像這樣對陸奧宗光的侵略外交*裸地歌頌，確實是十分罕見的。曾先後擔任五屆內閣總理大臣的吉田茂（1878…1967），也特別讚揚陸奧宗光的“偉業”，並強調太平洋戰爭日本之失敗，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