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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方面軍”內部，上海派遣軍也由於上海事變以後的連續激戰而感到疲憊不堪。加之，需要補充人員，補給彈藥和器材，因而當中國軍隊想從上海突圍時，方面軍的參謀認為不能進行緊急追擊，於是曾考慮停止向蘇州、嘉興一線進擊。可是，當中國軍隊開始總崩潰而退卻時，日本軍就放棄原來的方針，立即轉向南京追擊。方面軍的作戰計劃是要在過年後，正月中旬開始進攻南京城，預定足足需要一個月時間，而實際上快一個半月，成功地佔領了南京。由此看來，不難想象，士兵們所強行展開的追擊戰和進攻南京的戰鬥是多麼殘酷！

激烈的戰鬥行為喪失人性

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還有種種更帶有根本性的原因導致軍紀敗壞。

首先，這次戰爭系不宣而戰，帥出無名。這是一個很大原因，它無疑導致了官兵的軍紀敗壞，使他們猶如一支進行掠奪的軍隊。

其次，是激烈的戰鬥行為使之喪失人性，這不僅限於日本的軍隊。前面提到的石川達三所寫《活著計程車兵》這部小說，就以這樣的戰場為背景：為開啟上海戰線處於膠著狀態的局面，作為增援兵力的一翼，從華北調來了第十六師團所屬的一支小部隊，在揚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敵前登陸，然後一鼓作氣幾經激戰，終於攻佔紫金山，以至於進入南京城。石川所入伍的部隊，是跟著攻打南京的特種部隊，自然未與士兵們一起經受過艱難困苦。然而，他在這部小說裡，如實地描寫了在反覆進行的激烈戰鬥中，官兵們中間有人意識到了這種毫無反省的殘酷性。

史沫特萊（Agnes　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國的戰歌》中，舉了一個士兵——出身於東京都大森地區——的例子，說此人在反覆進行的戰鬥行為中逐漸養成了殘忍性。她說：“這個新四軍的機關裡，擺滿了各種戰利品，也有許多軍旗，其中有兩面當作窗簾使用。在戰利品中，還有兩個郵包，裡面分別裝滿了待寄往日本的信件、來自日本的信件、堆積如山的日本兵所記下的日記等等。我請我的秘書和林世福協助把其中一則日記澤成英文。那是一份署名為中村伍長的長篇記錄，對人如何逐漸變為畜生這一過程有較深的研究。……他們抓來了五個住在一起的居民，經過嚴刑拷打後，全都把他們殺了。應徵入伍的日本新兵們，看到了這些情景感到十分恐懼。中村伍長對這些新兵的情況敘述如下：”新兵總是這樣的，但這些傢伙不久也會這樣乾的。‘“

好像曾在第十軍某部隊入伍、參加過南京攻陷戰的佐藤信助（筆名）說：“戰爭改變了人，成了只考慮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戰場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謂自制心或教養一下子全部喪失殆盡。誰都變得眼神可怕，開始出言粗暴，行動瘋狂。以若無其事的表情屠殺中國人民的一箇中隊長說自己是神主之子。現在，他也許以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詞。在缺乏教養的一夥人們中間，怕在戰敗後追究他們為戰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後逃了回來。”（《納粹黨恬不知恥的野蠻行為》，載《潮》，一九七一年七月號）

我想再舉一個例子，雖然羅唆一些。山田支隊曾沿著楊子江南岸向南京進擊，該支隊的一個輜重兵看到了一個年輕軍醫也有野蠻行為。該士兵說，他在不斷進行手術過程中逐漸養成了殘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進行人體實驗，最後色情狂地、若無其事地剖開中國婦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內部的生殖器組織。他說道：“五個月前，有個扮成男孩模樣的女孩，由於受到迫擊炮的襲擊，傷口痛得厲害，眼看她就要成為一個殘廢的女人，可是軍醫還半開玩笑地把她的身體剖了開來，而我也完全成了同犯。我雖然在中途離場，但那並不是因為我對軍醫們表示厭惡、痛恨和抗議，而只是由於看不慣，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蓋女屍——她被扔在院子裡的一個洞內，習以為常的我也不知不覺地害怕起來，想起了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那時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裡去了。”（藤原審爾編：《眾所周知》，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頁）

日本軍在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將的司令部撤退後，為了破壞美軍登陸時的各種設施，留在那裡的海軍部隊主要在被美軍攻破的最後幾天內犯下的（前引《馬尼拉的悲劇》，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頁）。南京事件與此相反，它發生在日本軍取得巨大戰果後不久。無論如何，那是官兵們在反常心理狀態下所幹的事件，使人深深感到戰爭的恐怖性。

誠然，也許戰爭離不開殘酷行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靜地持這種觀點。在當事人看來，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