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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年應徵入伍，曾參加侵華戰爭，到過“蘇滿邊境”。主要作品有《人的條件》、《戰爭與人》等。——譯者

在進攻南京的軍隊中，許多日本兵很惡劣，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問題不在於他們在整個軍隊中所佔的百分比。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這一點：即使是一部分人，但的確存在著膽敢無法無天地施加暴行的、毫無良心責備的軍官和士兵，而軍部當局對他們違反軍紀的現象又無意採取任何有效的抑制措施。

外僑視為日本最高軍事當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殺在世界上聳人聽聞，各國紛紛對日本提出指責。陸軍中央部對此雖感到十分狼狽，但只於翌年二月把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和第十軍參謀長橋本欣五郎為首的約八十名參謀軍官召回國內，對他們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陸軍中央部對在南京出現的恐怖狀態，什麼措施也沒有采取，長時間來一直放任不管，而對上層領導幾乎未作出像樣的處罰。因此，當時在外僑中有一種強烈的意見，認為從南京事件等所見到的日本兵的殘暴行為，是日本軍最高當局所採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的編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見解具有代表性，他的意見在該書結尾時是這樣論述的：

日本軍在中國所犯種種暴行，難道只是士兵們在勝利的高潮中之越軌行動的結果嗎？還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軍當局所來取的有計劃的恐怖政策？也許有讀者產生這樣的疑問。事實告訴我們，結論是後者。軍隊的暴行更發生在佔領城市後不久，尤其是在這種佔領使疲憊不堪的軍隊的軍事行動將要結束之後，即使沒有分辨的餘地，也是能夠了解其情況的。

可是以南京為例——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日本軍的暴行在佔領市區後持續了三個月時間，直到筆者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離開中國時尚未停止。

因此，筆者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結論：或是相當一部分的日本兵處身於無人管束的狀態之下，或是日本軍當局企圖以恐怖威懾中國人，以此迫使中國人投降（前引書2，第一○○至一○一頁）。

不言而喻，陸軍中央部企圖對中國民眾採取恐怖政策，可以說是疑心生暗鬼。然而當日本軍國主義者為了祖國的繁榮而發動戰爭時，我認為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這一事實：他們只是喪失了人性。因為他們要犧牲“大東亞共榮圈”之一員，中國的民眾——即使這是他們自己空喊和倡導的，而毫無痛苦之感。

佔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認為，發生在馬尼拉的暴行事件，也是在陸軍中央部的命令下進行的，他們的見解是：“基於審訊俘虜、個人見聞和沒收檔案所得的確鑿證據，說明了如下令人吃驚時事實，那就是對馬尼拉市的掠奪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許多令人發抖的事件，並不是在該市處於困獸猶鬥的日本守備部隊失去理性而發作的行動，而是日本軍統帥部在事先冷靜地一手製訂計劃所產生的結果。把馬尼拉全市置於死地的那項致命的命令，　直接發自東京”　（盟軍總司令部諜報科編：　《馬尼拉的悲劇》Japanese　atrocities　inManila）。

軍紀敗壞的直接原因

松井大將對南京佔領軍的軍紀敗壞情況及其處置問題這樣說：“我認為原因在於：一、到上海以來，艱苦的作戰使我官兵的同仇敵愾心理更加強烈；二、由於追擊戰之激烈而迅速，我軍的給養和其他補給不夠充分”（《南京大屠殺事件與松井石根日記》，載《日本週刊》，第三九八號）。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館在南京舉行的茶話會上，新任南京地區西部警備司令官天谷少將就士兵們軍紀敗壞的原因，向各國外交代表提出了與松井大將類似的看法。第二天，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艾利森致電（檢證一九○六）本國國務院，傳達了天谷少將說明的要點，內容如下；

少將認為，對日本軍在南京所犯的暴行問題感到十分遺憾，各國收到的報告特別強調這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所以發生掠奪和暴行，是由於長期以來的緊張戰鬥和遇到中國軍隊出乎意料的頑強抵抗。迅速進軍造成了糧食供應不足，軍隊的疲憊導致了訓練不夠（《遠速》，五十九號，載前引書1，第一六二頁）。

在日本軍內出現目無軍紀狀態的一般原因，誠然，可以列舉松井大將和天谷少將所說的那幾點。我認為還必須指出與此有關的問題，那就是作戰毫無正義，或各部隊長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於搶頭功，強制部下的官兵進行艱苦的戰鬥，使士兵的心理狀態發生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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