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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何以禦敵？欲國富，則應勸農；欲兵強，則應勸戰。如何使民樂於耕戰？唯有重賞罰。賞罰有信，政令必行，則國富兵強只在反掌間！”

秦孝公拍案叫道：“像這樣，不難啊！”

商鞅略搖頭：“法雖好，須有行法者。有行法者，須得專任。專任而一，若因二三個人鼓譟而心生猶疑，也不能成事……”

秦孝公聽得入神，催促道：“先生請接著講。”

商鞅此時卻要告退，秦孝公面露不快，問其故。

商鞅說：“請君上細想三日，如可，臣再繼續抖摟。”

散場後，景監埋怨商鞅：“君上大悅，何不講完，難道先生想以此要挾君上？”

商鞅答道：“我擔心君上猶豫半途而廢呀。”

但只過了一天，秦孝公就想好了，派人來召商鞅。商鞅卻以三日約期未到，不肯去。景監勸他還是去，商鞅道：“一開始就失信，今後將如何取信於君？”

第九章震爍古今的《求賢令》（3）

接下來，才有了著名的數日傾談（據說是三天三夜）。

他們兩人的這番談話，其影響遠勝於後世三國的“隆中對”。他們在談話時，秦的首都已經遷回雍城，我們這裡且將之稱為“雍城對”吧。

“雍城對”的內容，當然不會這麼簡單。商鞅是吃透了李悝精神的，李悝的《法經》主張實行嚴刑峻法，以匡正人心、建立秩序、激發生產力。

以《法經》裡的“雜律”為例，有以下數條：“淫禁”，禁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狡禁”，禁盜竊符璽及議論國家法令；“城禁”，禁人民翻越城牆而出；“嬉禁”，禁賭博；“徒禁”，禁人民聚眾開會；“金禁”，禁官吏貪汙受賄。

又以“金禁”一條為例，規定丞相受賄，其左右要伏誅；犀首（魏國官職名，將軍）以下受賄的要處死。

變法後的魏國法律如此之嚴厲，實令人驚歎！

實行這樣的嚴刑峻法，有兩個主要作用：一是打掉老世族的特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約束人民，使之老老實實地生產、作戰。這當然符合秦孝公的強國之願。

而商鞅後來的變法，基本是李悝思想的具體化和放大化。特別是商鞅的思想體系中，有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壹”。

“壹”，是要求整個社會的思想和行動高度一致，將國家控制在政令統一的專制之下，如商鞅所說：“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見《賞刑篇》）又說：“聖王之治也，慎為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見《壹言篇》）

這都是一個意思。

最觸動秦孝公的，大概就是這個“壹”學說了。這無疑是要在中央集權制中，大大地提高君權，以強大無比的君權來控制整個國家。如此，就能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把老世族的勢力剝離出去。

秦國的行政體制“壹”化了以後，保守貴族階層為維護自身利益而設定的障礙及其惰性，就會被摧毀；國之富強，也就在眼前了！

——切中要害呀。

無怪乎秦孝公要聽得三天三夜不合眼。

對話結束後，秦孝公決心已定：要重用商鞅，實施變法。但他仍有疑慮：秦之貴族，是與中央集權融為一體的，若變法受到貴族強烈反彈，恐怕實施不易。

按秦舊例，如有大事不決，要舉行朝議，廣泛徵求意見。於是，秦孝公決定將變法與否，交付朝議討論，以試探貴族的態度。

這場朝議，請了商鞅參加，反對派領袖是甘龍（秦國大夫）、杜摯兩位，結果開成了一場辯論會。辯論會由秦孝公主持。

因為有翔實的歷史記錄，下面就讓我們在兩千年之後，來欣賞一下這場舌戰實況，領略一下戰國時代人們的精神風采。

秦孝公開場白：“衛鞅勸我變法，極言變法為強國之術，然而寡人恐天下有非議，而不能決定下來，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商鞅：“疑行無名，疑事無功。猶猶豫豫的，就既留不下名，也辦不成事。而且……超凡脫俗者，定會受世俗誹謗；有獨立思想者，必傲視小民。愚蠢者只看事情成還是不成，智者則從一開始就能看出苗頭來。草民是不可與之謀劃一件事的開始的，只可與他們共享事成之後的成果。高尚者必不和於俗調，成大功者跟老百姓有什麼可商量的？據此可證：聖人做事，假若可以強國，就可不依照舊例；假若可以利民，就可不遵循舊禮制。”

秦孝公：“不錯。”

甘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