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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莫爾斯才在美國國會大廈公開演示他的電報機,李鴻章哪有那種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編電碼?
四碼電報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沒有關係。說的簡單點,就是把一個個漢字與四個數字組合完全隨機地拉郎配,沒有規律。背誦起來十分辛苦,優點是絕無重複。所以看老照片老電影,譯碼員需要常備一本漢字編碼書在手邊,以便時時查詢。
對於生手來說,這種東西用起來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練以後,速度就能達到一個很高的境界,就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面那個老譯電員一樣,斜眼一瞥,腦子裡就自動跳出相應文字來。咱們國家現在電報業務接近取消,很多老資歷的電報員改用電腦,他們改不了老習慣,仍舊用電報碼輸入法打字,一分鐘也能打到90多個字。
這就是賣油翁的境界,“唯手熟爾”。中文電報員的標準規範,就是一邊全神貫注地讀電碼,一邊手在電報紙上寫下數字,然後把讀到的數字四字一組譯成中文。有更牛的人,連看都不看,光憑耳朵聽就能下筆抄錄墨不加點。
據統計,清末的中文電報房每分鐘大概可以發出20~25個華文明碼。每一份電報的費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內都按照七個字收費,七字以外另外結算。
咱們就拿陳嘉庚老先生在抗戰時的一封電報作個例子。在兩頁電報紙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組的數字,這個就是中文電報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前電報碼都是手寫的。到了1933年的時候,中國正式引入打字電報機,從此電報碼的抄錄全都變成機器流程,鉛字印刷,省卻了無數人力。
在電報碼的附近,是譯好的中文,每四個數字上就有一個手寫的漢字在那裡。當時的電報譯員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電報碼翻譯過來。
關於陳嘉庚先生的那封電報本身,其實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精衛發表“和平”談話。陳嘉庚聽到了十分憤怒,連續發了5封電報給他,予以斥責。恰好在10月28日重慶召開了第二屆國民參政會。陳嘉庚那時遠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發了一封電報給重慶,裡面闡述了自己的參政提案。
當時他的提案一共有三個:“一、日寇未退出我國土之前凡公務員對任何人談和平條件概以漢奸國賊論;二、大中學校在抗戰期間禁放暑假;三、長衣馬褂限期廢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這個提案甫一由大會秘書處公佈,立刻得到了極大反響,當即就有19個參議員聯名附署。據說開大會的時候,坐在臺下的汪精衛聽到大會主席公開朗讀該項提案時,面色蒼白,如坐針芒。兩個月以後,他就用行為給陳嘉庚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註腳。
陳嘉庚的提案後兩條無關宏旨,但第一條可謂是鏗鏘作響、擲地有聲,以至於長久以來大家都只記得這一條,而忘了其他兩條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時間這封電報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窺得陳氏提案全貌。
四碼電報影響至為深遠,1926年王雲五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正是沿用“四碼電報”這一形式,四個數字表達一個漢字。但是王雲五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從漢字結構入手,讓漢字和數字之間建立起了獨特的聯絡。不知為什麼,這種檢字方式始終未應用在電報系統上,大概是考慮到漢字編碼之間時有重複,不夠牢靠的關係吧。
四碼電報法持續的時間相當長,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電報法在東北實行了一陣;到了1949年,全國改用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電報。但四碼卻始終牢牢把持著主流,直到電報消亡。
儘管四碼法解決了中文電報的問題,但四個編碼一個漢字,效率還是比較低。尤其是當時電報線路都由洋人把持,收發的費用都極其昂貴。當時電報的費用往往一個字就得數兩白銀。為此清廷曾經專門下令,讓各級官員沒緊急的事就別發電奏、電牘,就算發也儘量長話短說,什麼我主萬歲、乞伏太皇太后聖安、惶恐頓首之類的客套話都一概免去。
比如說,光緒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關係正在緊張的時候。李鴻章發給過總理衙門一封電報:“密廿六幼樵電告閩河口來法兵船三隻鴻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張佩綸,鴻指李鴻章,全電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現了法國來的三隻軍艦。
而張之洞受命接濟臺灣軍火,也曾經電告福建“有旨停運渡臺軍火暫勿運稍俟之和約成則運款局敗亦運朔”。意思是現在上頭正談判呢,先別運過去,合約談成了再運,合約談不成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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