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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剛才在想什麼嗎？”

“午餐，我祈禱他們不會再送來鹽水煮四季豆。”

律師盯著他看了一會，把筆記本放到一邊，翻開資料夾，“你離開波士頓之後不久，媒體開始報道科爾曼博士的失蹤案。科恩主編和丹尼·馬瑟爾在《新觀察者》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整整十六頁，事實上——《疫苗與火藥：IntelGenes實驗室裡的骷髏》，前三分之一都在談論吉姆·佛萊特的官司，‘終審之後，雖然走私控罪並未成立，僅以鉅額罰款和兩項輕罪告結，但長期關注此事的人們不難明白，佛萊特短暫的、象徵性的牢獄之災表明了這位軍火商精心佈置的地下網路連根挖出，放火焚燒’，這本雜誌很不喜歡佛萊特，這至少是可以確定的。我們需要擔心的是最後一個段落。”律師繼續翻那些黑白影印件，“科恩和馬瑟爾提到了‘IntelGenes創辦人之間的微妙敵意’，他形容得相當詩意，聽聽這句：‘科爾曼和斯坦利曠日持久的、隱藏在桌面下的戰爭。他們爭搶著灰色交易的利潤，就像野狗爭奪骨頭。這也許能解釋斯坦利毫無先兆的辭職，勝負已分，科爾曼得到了骨頭’。”

“豬崽和他的三流偵探故事。”

“如果陪審團相信這個版本，那就不只是個故事了。理論上來說我們能剔除那些‘被汙染’的陪審團候選人，但人們會談話、猜測和思考，世上的大多數壞事就是由此開始的。”

“我還以為你的工作就是避免這件事發生。”

“我工作的另一部分是探索所有的可能性，”律師把影印件整理好，對齊邊緣，“顯然，他們還認為你綁架了科爾曼博士。”

斯坦利發出短促的笑聲，更像是咳嗽，“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為了得到Apophis，為了錢，為了報復，或者三樣都要，這是檢方的理論。”

“吉布森小姐，”當事人攤開雙手，像是剛剛發現起居室窗戶一個月內第三次被來路不明的棒球打碎，“我甚至無法綁架一隻貓崽。”

“這，”律師說，“就是我們要讓所有人相信的。”

“取決於結尾。”

“跟我說說那間船屋。”

斯坦利手上還拿著鑑證處提供的照片，他琢磨了一會那個帶字母的編碼，把照片翻過去，底面朝上，“旅店把它租給那些希望不受打擾的人，新婚夫婦，航海愛好者，從倫敦來的交易員，瀕臨崩潰的作家，只付錢、不願意多說話的摩洛哥人。1978年冬天，有個男人把自己吊死在起居室裡。偶爾會聽見大人們在廚房裡談論這件事，‘可憐的傢伙’，他們說，‘賭債，酒精’。我會看著屋頂，想象他把繩子掛在哪裡，你知道的，就像人們站在海邊，想象自己淹死一樣。”

“現在想來應該把車停得再遠一些，朝著一個錯誤的方向；甚至找個斜坡，鬆開手剎，把它推進海里，但我們誰都沒有選修過‘如何逃脫追捕101’這種課程。我們把車丟在十字路口，還覺得自己已經夠聰明瞭。”

“我們走了兩個多小時，才找到那座房子。”

屋頂還沒有塌，但也差不多了。靠水的那一排窗戶積著那麼厚的一層灰，看上去幾乎是褐色的。傑森在凹陷的沙發底下找到些舊報紙，日期全是1989年以前的。他犯了一個錯誤，試圖拿這些陳舊的印刷品把玻璃擦乾淨，製造出一場由紙屑和塵埃組成的小型沙塵暴。圓桌上的灰塵猶如未被踏足的積雪，槍躺在上面，彷彿已經在那裡等了好幾年。斯坦利開啟提包，一件件地清點裡面的物件，壓扁的煙盒，一把硬幣，證件，皮面筆記本，打火機。他的手指觸到了彈匣，猶豫了一下，把它拿了出來，推回□□裡，開啟保險栓。他放下空提包，走到窗邊，老式木栓幾乎剛碰到他的手指就散架了，窗往外滑開，再也關不上。二十米開外，海浪拍打著冷清的沙灘。像獅子的礁石僅僅在崖壁後面露出一個鼻子，一隻鬼祟的野貓。傑森把發黃的舊報紙揉成一團，丟到一邊。

斯坦利最後一次試圖關上玻璃窗，它又滑開了，“我去看看工具棚裡有些什麼。”

工具棚還在他記憶中的位置，地板被蛀穿了，一棵瘦巴巴的樹苗長出來，彎出一個痛苦的角度，擠過牆上的缺口，把枝葉伸進貧瘠的陽光裡。一對木槳扔在牆角，旁邊是幾桶柴油，貼著褪色的標籤，兩桶用黑色氈頭筆寫著“發電機”，另外四桶標著“快艇”。架子上有一個木工工具箱，捕鼠夾，一大盒內六角螺釘，蠟燭，車用蓄電池和一捆腐爛的麻繩。他拿走了蠟燭和一桶柴油，回到散發著潮溼黴味的起居室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