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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給得不多，因為客人不喜歡胖女孩。”拉思說。女孩們每天在監督之下坐巴士往返於妓院與公寓之間，她們十幾個人住在一棟公寓的第十層，大門從外頭被反鎖。一天晚上，幾個女孩走到陽臺上，把一條5英寸寬的長木板從曬衣服的掛物架上撬下來，然後架往距離12英尺遠的隔壁棟陽臺上。木板晃動得十分厲害，但是拉思在這裡已經絕望至極，她打算孤注一擲，於是跨坐在木板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動。

“我們有四個人都上去了，”她說，“其他人嚇得不敢嘗試，因為木板真的晃得厲害。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裡我更害怕。我們覺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裡好，反正留下來最後也是死路一條。”

到了隔壁棟陽臺，女孩們大聲敲窗戶，吵醒了一臉吃驚的住戶。她們不會說馬來語，不太能跟屋主溝通，但對方還是讓她們進屋了。她們從前門出去，乘電梯下樓，在寂靜的街道上四處遊走，直到找到警察局求救。警察先是想把她們趕走，後來竟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她們。馬來西亞的反移民法非常嚴苛，拉思坐了一年牢之後，按說應該被遣返回國。當馬來西亞警察把她載到泰國邊界時，她以為是護送她回家，結果卻把她再度賣給了人販子，人販子又把她賣給一家泰國妓院。

拉思所經歷的這段波折，讓我們瞥見世界許多地方的婦女所慣常遭受的殘暴對待，這樣的暴行慢慢受到關注，被公認是本世紀最主要的人權問題之一。

然而，這項議題所牽涉到的問題，幾乎還沒有出現在全球議程裡。的確，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報道國際事務時，無法想象有一天會寫這本書。我們當時深信，讓人眉頭深鎖的外交政策問題應該是崇高而複雜的，比如禁止核武器擴散。在當時，很難想象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憂慮於孕產婦死亡率或女性外陰殘割問題。那時，對於婦女的迫害是邊緣議題，只有女童軍才認為值得為其捐款。我們寧可探討深奧難懂的“嚴肅問題”。

因此，這本書是我們兩人一起擔任《紐約時報》記者時，自身覺醒之旅的產物。

女性生存問題極少引起發展中國家主流媒體的注意，尤其是南亞和伊斯蘭教世界。在印度，女子因嫁妝不夠而被處罰或因男人想要再娶而被殺害的“火燒新娘”（bride　burning）事件，大約每兩個小時發生一起，但是這種訊息很少成為新聞。在巴基斯坦的姐妹城伊斯蘭堡與拉瓦爾品第，光是過去九年間，就有5000名婦女因被認為不聽話而被家人或親家澆上煤油後點火焚燒——或者被潑硫酸，後者這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況也許更悲慘。要是以這種速度把婦女活活燒死的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可以想象抗議之聲會有多麼強烈。然而政府沒有直接參與，人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一名重要的異議分子在異國遭逮捕時，我們會寫一篇頭版新聞；而當10萬名女孩常態性地遭到綁架及被非法賣到妓院時，我們甚至認為這不是新聞。部分原因在於，我們記者往往善於報道特定日子發生的事件，卻疏於報道每日常態性發生的事情，比如婦女每日遭受的殘暴對待。疏忽這個主題的並不是只有記者。美國的對外援助中，特別針對婦女的不到1％。充滿熱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制訂出了一套性別不平等的評估方法，深切地提醒我們性別不平等所包含的風險。“超過1億名婦女失蹤。”森在1990年刊載於《紐約書評》的一篇經典之作中如此寫道。這篇文章開創了一片嶄新的研究領域。森表示，在正常情況下，女性的壽命比男性長，因此，通常情況下，世界許多地方女性人數應該多於男性。就連在貧窮地區，比如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許多地方，女性也比男性多。然而在極為重男輕女的地區，婦女卻從人間蒸發了。就中國的總人口數來看，每100名女性有107名男性與其相對（新生兒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印度是108名男性，巴基斯坦則是111名。這的確跟生物學無關。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女性受教育的機會與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同時女性也多於男性，跟美國相同。

娜依瑪·阿扎，巴基斯坦拉瓦爾品第的一名房地產經紀人，她的雙眼被前夫用硫酸灼傷至盲，現在只得由12歲的兒子為她導盲。

（拍攝：尼可拉斯）

森教授發現，上述人口性別比例說明今日全球共有1。07億女性行蹤不明。後續研究計算的“失蹤女性”人數稍有不同，介於6000萬到